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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当上太后了，汉文帝死后，她又成了太皇太后。汉孝景帝前二年（前155年）夏四月，薄太后去世。薄姬虽然先是王太后，接着又当上了皇太后，最后为太皇太后，但是她的一生总得来说并不算幸福。薄姬之父为吴地人，与原魏国王室的一个名叫魏媪的女子私通，生下了薄姬。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原魏国宗室的魏豹成为魏王，薄姬进入魏王豹的后宫，成为魏王豹的后宫妃子之一。后来，著名的相术大师许负进入魏王宫廷，为魏王豹的妃子算命。许负在为薄姬看过相后，说薄姬的儿子将来会是天子。当时，楚汉正处于相持阶段，天下未有所定。魏王豹先是降汉，为汉击楚。及闻许负之言，心喜，认为薄姬的儿子将来当天子，他是薄姬的丈夫，自然也会是天子。因而背弃汉中立，与楚连和。汉使曹参等虏魏王豹，以其国为郡。不久，魏王豹为汉将周苛所杀。魏王豹死后，薄姬等一班原魏国王宫女嫔妃全部纳入汉王的后宫。薄姬运气不好，被派到织室去干活。这样过了一年多。而她的两个原先同在魏王宫中的好姐妹管夫子和赵子儿得到了刘邦的宠爱。本来她们三人以前在魏宫中曾约定，三人中不管谁先富贵了，都不要忘记其他两位。赵子儿、管夫人果然守信，向刘邦推荐了薄姬，并提到了许负为薄姬相面之事。刘邦听了赵子儿和管夫人话后，一下子好奇心大起，就去织室见薄姬。薄姬得到了见刘邦的机会，她对刘邦说，自己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入怀。刘邦大喜，这是贵征，今晚我就成全你。于是临幸了薄姬。但是就这一次之后，刘邦就把薄姬给忘到九霄云外了。以后再也没有宠幸过薄姬。薄姬的运气实在好极了。以前魏王豹在许负给她算过命后，没少在她身上花力气。可是她愣是没给魏豹生下一男半女。刘邦就搞了一次，就怀孕了，不久生下了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刘恒。刘邦自己的子弟做诸侯王，薄姬由于不得宠，因此所生的儿子也不受待见，刘恒被封为代王。当时的代国不仅穷，而且靠近匈奴，非常危险。代王到封国，而作为代王之母的薄姬也必须随儿子到代国做她的代王太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因为薄姬无宠，所以刘邦死后，没有受到吕后的迫害。而代国位置近匈奴且又贫瘠，因此也不他人所惦记。薄姬的父亲很早就死于吴地，只有一个弟弟薄昭，家里就再没有什么人了，宗族力量非常弱。就这样，薄姬度过了吕后专权的15年。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原追随刘邦打天下的那帮功臣，联合刘氏皇族，发动政变，杀掉了吕氏外戚及其党羽。接着开会，准备从刘邦的子孙中挑选新的皇帝。当时最被看好的是刘邦的长孙齐哀王刘襄，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庶长子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可是在起兵反对吕氏外戚的过程中，他与琅琊王刘泽产生了矛盾，夺了刘泽琅琊国的军队。琅琊王刘泽骗齐哀王，说支持他当皇帝，成功从齐地跑到了长安。在功臣和皇族的联席会议上，当有人提议迎立齐哀王为皇帝时，刘泽一反当初对齐哀王的承诺，极力反对立齐王为皇帝。他提出的一条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齐哀王的母亲家族在齐地非常有势力，而且还非常凶恶，让齐王当皇帝，肯定会再来第二个吕后。刘泽在辈份上与刘邦是同辈，是汉高祖刘邦的堂兄弟。另外他也是西汉开国功臣之一，最初被封为营陵侯，后来吕后为了封吕氏外戚为诸侯王，就把他晋封为琅琊王。因此刘泽以其在刘氏皇族中的身份和地位，意见自然受到相当的重视。而那帮功臣们也不想再出现第二个吕后，想找一个容易为他们控制的人去当皇帝。代王刘恒的代国实力弱小，母亲薄氏和王后窦氏两家都是人丁稀少，没有什么势力，因此皇帝宝座这个大馅饼就狠狠砸在了刘恒的头上。当朝廷的使者到了代国，宣诏代王刘恒入长安当皇帝时，还把他吓的要死的。他以为吕氏外戚要对他下手了。好在他手下的朗中令张武较为明智，经过分析，认为真是天上掉了馅饼，劝刘恒到长安当皇帝。可是刘恒还是将信将疑。他与母亲薄姬为此还占卜要不要去，最后决定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下虚实。不久薄昭带来了好消息，于是刘恒才安心去了长安。代王刘恒变为汉文帝刘恒。刘恒当上了皇帝，母亲薄姬就由代王太后升格为皇太后。23年后，汉文帝去世，汉景帝即位，尊薄太后为太皇太后。

应该是蒯通，原名蒯彻，为了避讳刘彻改叫通。在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以下资料源自百度百科。

登上舞台

蒯通第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是秦二世元年八月，当时武臣授命于陈涉北上扫荡赵地。眼光老到，善为长短之说的他立刻游说范阳县令徐公，为其分析当前形势，解说利害关系说服徐公降赵王武臣，又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赵王武臣接受范阳县令徐公投降，传檄千里，不战而下三十余城。可见

其言之利！

到蒯通（避讳“彻”）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五年的光阴已经一晃而去了，楚汉相争的历史大剧已经接近尾声。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五年间风云起伏，波澜壮阔，而蒯彻却丝毫没有任何事迹显示他参与这段令人热血沸腾的历史进程中去。

笔者以为，不是蒯通不参与，而是明主难遇。平庸之辈，自不愿意为其谋略天下，比如赵王武臣；而雄主身边都有信任有加的谋臣，比如刘邦有张良，项羽有范增。自己投奔过去，不能为其重视，则无法尽负平生之策！太史公在《乐毅列传》曾言：“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从侧面反映其不遇明主赏识，满腹经纶无处施展而借古悲己的心态！

乱齐之策

汉四年十月，也就是五年后，蒯通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也是韩信的帐下，当时韩信授命于刘邦引兵东，进攻齐国，还未渡平原就听到郦食其已经说服齐王投降。韩信正要退兵，蒯通鼓动其偷袭齐国，说“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

韩信听其计，趁齐国不备，一举攻克齐国都城临淄。

这里是后世认为蒯通为韩信谋士的依据，但是司马迁在史记用的是“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这里没有明确说明蒯通为韩信谋士，反而从这里看，蒯通仅仅是来说策的说客。司马迁对此评价为“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班固也认为“蒯通一说而丧三俊”。

蒯通之谋就有必要追究一番，蒯通究竟为何出此谋？此谋究竟对谁有利？这里可以有三种解释：一，蒯通为韩信以后自立而打定基础，临时小施手段辅助韩信成就大业，可以说深谋远虑。二，惟恐天下不乱，借此来实现自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纵横家本色。三，为其他人而谋，蒯通施展手段借此以乱齐汉联盟。因为后来有蒯通说韩信自立，所以一般后人皆认为是第一种原因。

但是笔者却倾向第三种，史记有这么一端话：“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从这段可以推测蒯通曾经为项羽客卿，联系到蒯通五年内毫无动静，很可能因为无明主辅助，而楚汉期间惟有项羽刘邦双雄并立，余者皆不足论。而刘邦项羽都有高参辅助，蒯通投靠亦不能尽展所学，是亦未曾前去辅助。但是在汉三年却有了转机，项羽中陈平反间计而痛失高参范增，处于缺乏谋士辅助的尴尬境地。而此时蒯通以及好友安期生趁此辅助项羽施展抱负亦合情合理，项羽欲封他们必然他们有一定功劳出过计策才可，这里笔者以为“乱齐”就是蒯通为项羽而谋，项羽因此而分封之。

但是前一种也有很大的可能，亦合情合理，或项羽不能用其策，而转投韩信，试图辅助韩信三分天下而谋之。第二种则可能性不大，如果蒯通仅仅是显示自己的手段，这乱齐相比说徐公降赵王武臣显然谈上不上什么手段，不过蛊惑之策耳！惟恐天下不乱也不能成立，从蒯通前后事迹来看不是那种仅买弄口舌而毫无目的之士。

究竟是哪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们从零散的资料来看这段历史。

韩信伐齐与郦食其使齐

汉三年六月，项羽拔荥阳，诛周苛、枞公，虏韩王信，围成皋，汉王刘邦与滕公夏侯婴从成皋主战场逃跑至韩信、张耳军中。趁张耳、韩信未起，自称使者夺其印符，召诸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会议后刘邦夺两人军队，令张耳镇守赵地。授命韩信为相国，带领剩余军队进攻齐国。再这里刘邦命韩信进攻齐国除了实现对西楚的战略迂回，战略包围，还有一点是预防韩信张耳在赵地势力膨胀，尾大不掉。所以夺两人兵权，又分开两人，用无兵权的张耳镇守赵地，使韩信带剩余的赵军进攻齐国。又派自己的亲信曹参，灌婴率领部队以及蓼侯孔熙，费侯陈贺作为副手进行牵制。

韩信正式攻齐发生在汉四年十月，也就是四个月后的事情了。在这段时间，郦食其因为向刘邦出了馊主义（建议刘邦分封诸侯，被张良所止）而戴罪立功游说齐王投降刘邦。郦食其不负所望，说服齐王降汉。本来皆大欢喜，韩信却受蒯通蛊惑，偷袭齐国，引发齐国背汉而联楚。

考察其中的关键部分，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蒯通和韩信的关系。

对韩信的背约偷袭行为菜九段先生认为是“击齐一事是汉精心布置的战争行动。郦生是注定要牺牲掉的一粒棋子。”原因在于汉将柴武不属于韩信参加了击齐战斗；吕泽这个独立军团参加了作战（手下丁复参与破龙且之战）韩信在战斗中所能指挥的也只有曹灌等人，而曹灌也是刚加入韩信部。不属于韩信而参加对齐作战的还有高陵侯王周“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肥如侯蔡寅“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对此我们要详细分析，首先对刘邦来说齐国是肯定要拿下的。而派郦食其游说齐王正如郦食其分析：“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於历城，诸田宗彊，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籓。”显然刘邦是做两手准备，一手通过武力；一手通过外交。对外交是否可以成功是个未知数，自然不能因为派了使者而放弃武力进攻（武力压迫也是外交可以成功的一个条件）。再对于韩信攻齐，将在外君令有所不授。战场战机瞬息万变，刘邦自然明白放权于将的必要性。所以刘邦没有授命韩信停战算不上牺牲郦食其。关于其他部将参战说明韩信受制于刘邦而偷袭齐国亦不妥。吕泽等不属于韩信的军团是参与的潍水破齐楚联军之战。而偷袭齐国则是韩信以及手下曹灌所为。“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史记》这段记载清楚的表明，韩信不但知道郦食其说齐的事情，而且对齐之战有全权处理的权利。所以偷袭齐国可以说是韩信受了蒯通的蛊惑才为之。而不能视为刘邦精心布置。

蒯通的蛊惑司马迁称之“乱齐”，可以理解为破坏齐汉联盟。而蒯通蛊惑韩信却抓住了刘邦诏韩信击齐，又独发间使下齐，却未有诏止韩信的漏洞，以争功劳打动韩信去偷袭“友邦”。而蒯通的乱齐之计谋，有必要考证其对当时天下大势的影响，以及最大受益人。

蒯通的计策最大的受害者是刘邦，再当时的情况下，主战场刘邦被项羽围困，随时有生命危险。齐投降于刘邦，可以和韩信合力南下击楚，解决自己的困境。这样的话楚汉之争或可早一年解决。而齐是属于田家还是韩信，对刘邦来说并不重要，当时田氏掌握齐国当然不利于刘邦以后统治，但是同样由韩信掌握齐国亦会出现功高盖主。而后来差点三分天下以及刘邦被迫封韩信为齐王，割地请战亦是证明此点。

蒯通的计策却是有两个受益者，韩信不用说，借此扩大功绩，又独占齐地，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但是最大的受益者却不是韩信而是项羽，我们着重分析。汉三年末四年初，项羽在荥阳虽然处于攻势，却一直未击破刘邦主力。而自己的粮道一直面临彭越的骚扰却无计可使。北面的齐国处于对楚后方威胁，却因为旧恨难平而彼此虎视眈眈。因为齐国并不强大，且抱着做山观虎斗的心理才彼此相安无事。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齐投降汉合兵与韩信进攻楚大后方，楚地必然危机。韩信破齐楚联军项羽恐慌，派使者游说韩信亦是明证。而韩信偷袭“友邦”，使齐反而投向楚合力抗汉，无疑是个巨大的转机。项羽派龙且救齐无疑是不但可以解救此次危机，亦是对汉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击。

联系蒯通曾经仕项羽，可以大胆推断蒯通为项羽设计出一石二鸟之计策，而项羽欲封估计也是因为此计的大功。

潍水之战和三分天下

但是此计的结局却因为韩信潍水之战而破灭，后世因为结局而忽视结局前的探索。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潍水之前的形式的确为楚国掌握着战争主动。韩信偷袭“友邦”后，齐完全倒向楚，齐楚联军的实力占优势，又拥有天时地利，正如龙且手下献计“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

面临这样的局势，刘邦亦看出齐地战事的重要性派出多路军队支援韩信，这就是多路不属于韩信而参与破齐楚之战的缘故。最终韩信出色的战术能力以及龙且贪功冒进使蒯通乱齐之计化为乌有。

刘邦派大军援助齐地战事，使得项羽松了口气，自己亲自平定彭越之乱。虽然彭越之乱严重影响了楚的主战场进展，使得项羽不得不亲自消灭这个隐患。但是亦有可能是刘邦兵力大量援助齐地，一致于项羽放心带兵剿灭彭越。

关于项羽派龙且援救齐军，《史记》说项羽“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汉书则说“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救齐。”这里有冲突，到底是龙且为主将，还是项它呢？从前后资料看项它为西楚拄国，在彭城处理政务，并不曾带兵。而从潍水之战看也是大司马龙且亲自指挥作战。从这里我们或则可以推断救齐是西楚国一个全局性的政策，由于项羽在荥阳一带和刘邦对峙，所以项它作为拄国全权处理事务，而龙且为大将带兵救齐。从后来汉破齐楚联军却在彭城杀龙且，可推断此战一直延续到彭城。而从韩信偷袭齐国，到齐国向楚求救，短短时间救齐就成为一个全局性的政策，项羽当时在西边的荥阳，龙且在南边九江刚剿灭英布，项它在彭城。西楚如此高的效率可以推断对此早有预谋，蒯通献计乱齐大概西楚对援救齐国已经坐好准备。

韩信破齐楚联军占领齐国，使西楚再次面临四面受敌的巨大危机中，如果破不了此局，项羽可以说败局一定。在此情况下，“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武涉游说失败后，“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后世因为蒯通的说辞完全站在韩信的立场，以至以为蒯通为韩信所谋。我们仔细分析当时情况却发现未必如此，当时天下大势为刘邦项羽在荥阳一带角逐，西为刘邦势力，东为项羽势力；南方之地有刘邦的势力淮南王，项羽的势力临江王以及中立的衡山王；北面是附属与刘邦的赵王以及燕王。而韩信齐地则处于一个微妙的地位，如武涉语“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

蒯通用算命来蛊惑韩信，分析天下大势，建议韩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似乎完全是在为韩信着想，但是其着眼点却在“西乡为百姓请命”上，也就是说让韩信不要听命于刘邦，去进攻项羽，而自己独立，三分天下。这里却有关键问题是在于韩信到底有没有实力反。我们从当时齐地的情况看，韩信对齐来说是外人，在本地本就没有自己的势力，而齐地也没有完全平定（韩信参加垓下之战的时候，曹参依然留齐平定未服者）。而齐王田横逃奔至彭越，如果齐地动乱，很可能趁机利用自己在本地的威望重新得势。最关键的是韩信一直授命于刘邦，手下军队几次被刘邦整编，而手下有曹参，灌婴这样有自己部队的刘邦亲信以及孔熙，陈贺这样明则辅助自己实则为监视的副手。而韩信自己的亲信在史书中可以查到的只有参谋李左车，或则还有亦肯定是少数派。此时韩信"西乡为百姓请命"可以说把握性并不大。而韩信独立最大的受益者亦是项羽，不但解决大后方问题，又可以做观汉之内乱，或是趁机主动出击，或是帮助韩信自立，进退自如。

由此可见蒯通为韩信而谋有待商量，而韩信的态度更是说明自立此时不可行，后人为韩信表面的推脱而以为韩信为刘邦恩情不忍背叛刘邦。其实不然，韩信在汉中对的时候就明确以利益为重，要求刘邦“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后世有人指出此为“欲以胁高帝而市之也。”而后韩信做观刘邦困于楚不思解救，而要胁封地。可见韩信为刘邦恩情不忍背叛不能成立，蒯通说韩信时，韩信亦在盘算得失，最终觉得风险太大而不敢冒险。韩信最后“遂谢蒯通。”亦是在对说客而非心腹。

蒯通说韩信而无功，在加上成皋之战的惨败，项羽大势以去。安期生和蒯通不肯受项羽之封，终亡去。

后记

蒯通的坟墓题着一句诗：“九原若解酬恩怨,不恨高皇恨蒯通。”

蒯通墓

这里恨蒯通说的是韩信最后身死长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韩信说此话却别有深意，是感叹自己当时不够果断没有大胆赌一把？还是故意显示自己有机会反而没有反的冤枉？难道韩信不知道说此话还给蒯通带来灾祸吗？果然，刘邦回来听到吕后说，立刻派人捉拿蒯通，欲烹之。蒯通的口舌之利又一次发挥作用，这里蒯通作了一个经典的比喻，说狗吠尧帝，非是尧帝不仁，而是吠其非是自己主人罢了，也就是各为其主，没有什么好怨的！刘邦听后就释放了蒯通。

或则韩信本就没有把蒯通当自己人；或则怨恨蒯通出计策而使自己走向绝路，临死前故意害他一把。千年事与浮云去，作为后世的我们也仅仅只能从当时的资料来猜测其所思。

总而言之，蒯通是韩信参谋而为韩信谋天下，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对蒯通，韩信的关系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与探索。

不战而屈人之兵

第一件发生的大事，他还是在范阳的时候，那时也是很不得志。山东英雄群起的大军攻入了县城，并且捕捉了县令，由于长期受到秦国法律的压制，很多人都建议将县令处死，以快人心。这样看来，也是情理之中的！可是这时他走了出来，极力反对这样做，认为这样做是极其愚蠢的：“县令之所以那么做，只是按照秦国的法律办事，如果没有照办的话，他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将军认为自己的军队是要听从统帅的命令，还是各自自作主张。如果将军认为前者是非常有必要的话，那么他作为一个秦国的官员是很尽职的。如果将军执意要处死一个遵从命令的士兵，能不令人寒心吗？在残酷的大秦律法之下，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恰恰相反，将军要厚待县令，尽管他以前所做的一切近乎残忍。如果你杀了他的话，秦国其他的县令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会怎么想，他们看不到了希望就只会奋死反抗，那时将军有把握战胜他们吗，秦王专政确实不得民心，可是他强大的军队是值得将军深思的。”将军遵从了他的意见，没有杀那个县令，并且厚待了他，让他到未攻下的县城郊外游玩，以示义军对过去的错误既往不咎。看到这一幕，秦国的县令纷纷投诚，这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历史评价

司马迁：“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1]

茅坤：“武涉之说，为楚也，而蒯通何为哉？其言甚工，假令韩信听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内矢石之斗何日而已乎？大略通特倾危之士，徒以口舌纵横当世耳，非深识者。”[2]

王夫之：“且信始不从蒯彻之言与汉为难者，项未亡也。参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彻狂惑之计耳。”

林西仲：“蒯生托相术做个起引，其言三分天下也，以息天下之祸为词，且三分之后又可以专制海内，比武涉更高一著。其言终为汉王所擒也，以厚交不可恃，忠信不能保二意倒入功略之大必不见容于汉，比武涉更深一层。末段请其速断，以事机闲不容发，过此以往，则难于行，此则武涉未曾道及也。”

门客，也称食客

“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即命理学、相学]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门客作为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最早出现于中国春秋时期，那时的养客之风盛行．每一个诸侯国的公族子弟都有着大批的门客．如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等．门客按其作用不同分为若干级．最低一级只到温饱的程度，最高级别的门客则食有鱼，出有车．门客主要作为主人的谋士保镖而发挥其作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发展成雇主的私人武装．关于霸主的问题，因周朝自夷王起，礼乐不明，诸侯始强大．互相征伐，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一些小的诸侯国屡受少数民族入侵之苦．因此一些大的诸侯国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吸纳一些同盟，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政治集团．春秋时期，大国之间，经常为争夺霸权而爆发战争．作为霸主的国家，对其盟国有着统治权．它的属国是要向它进贡的

“门客”的来源:

近读李臖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相比之下，余英时的“士”概念外延最小，研究的是始于孔子时代的知识阶层；余氏所指的“士”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都是李臖平所谓的“门客”，其中寄食于公子王孙门下或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游士”，就是“士”与“门客”最明显的“交集”。而门客却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也不是文士，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

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后，门客别无选择，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图为参加科举的士子在看榜。取自仇英手绘帛卷（局部）

李著的“门客”概念，广义而言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除了生来就注定高踞天下至尊宝座的那一个。因为在李著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嘲笑为丧家之犬。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鹄之志，揭竿而起时鼓动跟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客将），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他们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下客位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大太监赵高，就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成功范例。

李臖平的“门客”概念与王学泰的“游民”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而游民则可能上梁山“替天行道”或入伙丐帮、青红帮。王学泰说游民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农业社会有几人身上流淌的不是农民的血液呢？诸葛亮从山东避乱到南阳，躬耕于隆中，显然是农民，虽因家底殷实尚可“草堂春睡迟”，醒来研究天下大势，但说他是“游民”也不算诬枉吧。至于明太祖朱元璋，那是典型的破产农民——游民了。王学泰所说的“从流民到城市游民”，显然包括冯谖之类门客。他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与游士其实是二而一的。魏征、吴用、刘伯温之类人物即其代表，他们乃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先秦门客之苗裔。顺便提到，王学泰与李臖平的专业都是文学研究。王学泰从对《三国演义》、《水浒》等通俗小说的社会学解读入手，揭示了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李臖平则从“致用”文艺观（“文以载道”，“成人伦、助教化”）的探源破题，上溯到春秋战国时的门客文化，进行爬梳归纳。二人创设的概念“游民文化”与“门客文化”，显然远远溢出了文艺学的范畴。

李臖平将研究范围的下限设定在西汉末年。这样一来，对门客文化流变的叙述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对我们认识门客文化的精义已经足够。因为秦汉之际“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学术上致用观念的形成、稳固、定型时期”（李著《导论》）。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门客”的社会地位与求取富贵尊荣的门径基本上就定型了。

余英时是从“势”与“道”之争的胜负格局来解释这个现象的。他所说的“势”即现实的势力、政治权威，即对国家的统治权、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而“道”，不论是古代礼乐所表征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道”，还是儒家看重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都是一种精神文化力量。“势”与“道”二者都是建构政治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王侯更需要“道”

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支持，以使他们师出有名，使他们的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但实现天下“大一统”之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已根本不可能与帝王的“势”分庭抗礼。古代知识分子的“道”是无形的，除了个人人格之外别无保证。于是，在专制集权社会，“以孤独而微不足道的个人面对着巨大而有组织的权势，孟子所担心的‘枉道以从势’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而且事实上也常常发生，汉代公孙弘的‘曲学阿世’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后世虽有不甘心者，如明末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这只是不绝如缕的先秦遗响，更多的是“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之辈：“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假隐士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的伪道学满坑满谷。先秦时代，鼓吹“道”尊于“势”，孔氏门徒说只有他们的老师才配为“天子”，荀卿弟子直截了当宣称他们的先生“宜为帝王”，这种言辞，在后世出口是大逆不道要诛九族的。韩愈以“道统”继承人自居，余英时称他是唐代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却要高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不是他的骨头太软，时移“势”异，不得不然也。

李臖平则将“势”与“道”的力量演变，以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前后为界，概括为“主二客一”（一客多主）和“主一客二”（多客一主）两种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下，门客在列国王侯贵人间奔走，选取门庭投靠，朝秦暮楚不以为耻，晋材楚用反成佳话，“良禽择木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乃理所当然。如果说《战国策》一书，是谋臣策士纵横家自炫身价的演说辞和故事集，有王婆卖瓜之嫌；那么，李斯的《谏逐客书》，则列举秦国历史上的人物，言之凿凿地证明了门客对秦国由弱变强的重大贡献以及实现“跨海内、制诸侯”战略目标的不可替代性。

既然在列国激烈的竞争中，得才者胜，失才则亡，作为人材的门客自然就有了与主子讨价还价的资本与资格。于是，有孟子称病不肯先去朝谒齐王，有颜斤蜀上殿不肯趋前，而敢于对忿然作色的齐王直言“士贵耳，王者不贵！”在一客多主的大背景下，门客为自高身价，往往要求主子给予特殊的甚至与主子“平等”的待遇。冯谖在孟尝君门下先为“食无鱼”，继为“出无车”，后为老母无人赡养三次弹剑而歌。

在先秦群雄争霸时代，有些门客不仅要求主子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关系。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这才肯为之效忠卖命。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为客，不为他们的灭亡报仇，却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为智伯行刺赵襄子，道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名言。曹沫、荆轲也是这样的门客，他们的主子都有一副礼贤下士重视人材的面孔。

但中央集权制建立、四海归一之后，门客别无选择，就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没有了选择自由的门客，便失落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李著称之为“雄豪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将“力比多”投向对皇权的绝对认同与服从，由争宠而引发的只能是“门客”之间日益激烈的倾轧。自知不配或不可能“货与帝王家”的，就成了贾府中的清客篾片詹光（沾光）、卜世仁（不是人）之流。

先秦门客的流品芜杂，既有破落的贵族子弟，也有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观。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像孔夫子一样“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愿以极端行为惊世骇俗而名垂青史。他们有些人毫无原则，如苏秦、张仪、商鞅，哪一套能获得人主的青睐便使出那一套（这自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则”）；如豫让之为“小人”智伯（司马迁语）复仇，谁重视我，我就为他卖命。有些人毫无人性，如为求将位而杀死齐籍妻子以取信鲁国的吴起，如为伪装得罪出走而杀死老婆孩子的要离，出于妒忌害死同学韩非子的李斯。有些人则比变色龙还要狡诈，如为刘邦制订朝仪，使他“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如为诈骗钱财引诱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引来“焚书坑儒”之祸的方士徐市、卢生。门客之中也有高蹈者，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以死报“知己”别无所求的侯嬴，洞明世道人心不恋权位的张良等等。但这样的高士与智者在门客中是凤毛麟角，对于门客文化则是异数。

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说到底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所谓“知己”关系不过是一种假相。李贽与公安袁氏兄弟的对话一语破的：主子解衣推食，不过是诱你为他做奴才而已。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惺惺作态，不就要他感知遇之恩，为刘氏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吗？屈原早就意识到了主客关系的真谛，在辞赋中将自己比作“美人”。男权时代，女人再美、地位再高，也不过如主人的衣服而已，不想穿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里，哪来什么精神平等可言？

李著以“致用”二字来概括秦汉（及此后各代）的文艺观，并溯源到春秋战国的门客文化，犀利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世俗、为政治、为权势者服务的本质。他的结论与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论》不谋而合，但“门客”二字更加鲜明地表露了这种世俗性和依附性。这种眼睛向“上”攀附权势的文化，从大的层面讲，只讲“善”（礼义道德纲常秩序），鄙视真（追求宇宙真知，发展科学技术），忽略美（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从低一些层面讲，大家追求出将入相的权势，不择手段地邀宠固位互相倾轧，争入帝王彀中极大地虚耗了聪明才智，败坏了道德情操。这种门客文化的遗毒，可谓源远流长，即使在今天，依然可见其影子，需要我们下大功夫认真清理。李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吧？

参考资料：《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李臖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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