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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坑儒”只因曾被算命先生忽悠

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每天亲自阅读大量的文件，躬身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他的很多政令，后世毁誉参半。但是在两件事情的处理上，他的做法却遭到了后世异口同声的谴责。这两件事情，一件是“焚书”，一件是“坑儒”。在中国历史上，焚书坑儒与秦始皇几乎无法剥离。讲到秦始皇的残暴，必讲焚书坑儒；讲到秦朝的二世而亡，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也必讲焚书坑儒。秦始皇与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总是联袂出场。那么，这两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今天究竟应当怎样评价焚书坑儒呢？

咸阳殿淳于越发难下廷议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一场盛大酒宴在咸阳宫中举行，七十名博士集体举杯向秦始皇敬酒。这个宏大的场面让秦始皇颇为感动。

首席博士周青臣代表博士们向秦始皇敬献祝词，他说，过去的秦国土地不过千里，偏处西陲，仰仗着陛下您的神灵圣明，平定海内，驱逐胡人。如今，日月所照之处，无不服从大王。往昔的诸侯之地被今天的郡县代替，天下人人安乐，再也不受战争之苦。大秦帝国可以传之万世。自古及今，无人能比得上陛下您的盛名与威德。

虽然知道周青臣光拣好听的话来奉承，但是，这番贺词，说的也是事实，秦始皇听了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

突然，一声“周青臣，你面谀陛下，是何居心！”的斥责从博士方阵中传出，随即走出一人。群臣大惊失色。秦始皇正在兴头上，被当头浇了一瓢凉水，忍住怒火一看，此人原来是齐地博士淳于越。

淳于越说，我听说商、周两朝均传承了千年之久，原因是它们大封子弟、功臣作为诸侯，以辅佐王室。如今陛下拥有天下，但是，大王的子弟却没有尺寸之地。万一出现了像齐国田常那样篡夺姜姓王朝权力的大臣，没有诸侯辅佐怎么办？我认为，不效法古人而能长期执政的王朝是没有的。周青臣当面奉承陛下，只能加重陛下的错误，周青臣不是忠臣（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淳于越朗声讲完上述这番话以后，整个朝堂立时变得静悄悄。

大臣们都明白，田氏代齐是战国初年齐国的一件大事。齐国始封之君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所以，齐国国君是姜姓。田氏来到齐国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田氏采用小斗进、大斗出的办法收买民心，齐国百姓纷纷奔到田氏门下，田氏势力与日俱增。最终结果是田氏铲除了其他公族的势力，并于公元前378年，代替姜姓成为齐国国君。这是中国历史上由一家非公族的卿族取代国君的著名事例。淳于越担心秦国不封子弟功臣，将来也会出现类似的事件。淳于越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恢复封建制，这实际上是直接针对秦始皇的郡县制而阐发的。

秦始皇听了淳于越的话，深感他反对自己的郡县制度，内心很生气，立即收起了笑容。由于淳于越危言耸听，牵涉到大秦帝国的江山是不是以后姓嬴的问题，于是，他强压怒火，对大臣们说，此事交付廷议。

其实，秦始皇的发怒非常好理解。人们常说“闻过则喜”，但是，这个世界上哪有“闻过则喜”的？但凡是个正常的人，统统没有“闻过则喜”。“闻过则怒”叫正常，“闻过不爽”已是修养极高之人了。

丞相李斯第一个站出来据理反驳。李斯针对淳于越的观点，针锋相对。反驳的要点有二：

第一，法后王不当法先王。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并不相同，夏商周三代治国的方法也并不完全沿袭，各按各的情况治理天下。这倒不是三帝、三代有意要标新立异，而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因此，治国的方法也不相同。如今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万世之功，本来就不是一般愚儒所能明白的。何况淳于越谈的都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怎么值得仿效？那个时代，诸侯相争，广招游士，如今天下大定，法令一统，百姓应当努力种地，士人应当学习法令。

第二，禁私学以灭异说。现在有些人不学今人而只学古人，非议当世，扰乱百姓之心。我斗胆说一句话：古代天下混乱，没有人能够统一天下，所以诸侯之间相互兼并，议古非今，虚言乱实。人们光知道用自己学的东西诽谤皇上所立的新制。如今皇帝一统天下，私学非议朝政。一听到皇上的诏令，就议论纷纷，不是心非，就是巷议。谏言只是个名，标新立异才显得高明。如果这种局面不禁止，那么，皇上的尊严就会下降，形成结党营私。因此，禁止是上策。

我请求陛下批准：不是秦国史官写的史书全部销毁。不是博士官职务的需要，各地藏匿的《诗》、《书》和诸子百家之书，全部交到郡守处集中销毁。有胆敢再藏匿或聚众谈《诗》、《书》者一律处死，有胆敢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员知情不报，同罪。令下三十天不销毁者，受黥刑，罚作城旦（城旦是一种刑法，刑期四年，白日守城，夜晚筑城）。医药、卜筮、农家之书不在禁毁之列。今后有人要学法令，就跟着官吏们学习（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听了李斯的建议，立即下令说：我看可以。

于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令产生了。

方士议政畏罪潜逃始皇弭谤怒坑诸生

秦始皇下达焚书令，导火索是博士们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争议。一场政治制度的争论会引发秦始皇下达如此政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是想用暴力手段来控制舆论，进而巩固政权，这可以说是一种愚民政策。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秦始皇身上的“焚书”事件。那么，震惊世人的“坑儒”又是怎么回事呢？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开始了他当皇帝之后的第四次大巡游。这一次，秦始皇主要巡视的是北方边地。就是这一次，他遇到了燕人卢生，便派卢生去寻找仙人。卢生出海寻找仙药，非但没有找到仙药，反而给秦始皇带来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言。

还是这一年，求仙心切的秦始皇还派了韩终、侯生、石生等一批方士也去寻求长生不老之药。

三年之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找不到仙人的卢生向秦始皇建议，隐匿自己的行踪，以免打扰“真人”光临。秦始皇以“真人”自称，废除称“朕”。接着发生了秦始皇随从向李斯泄露秦始皇不满他车队盛大的事件，招致秦始皇将自己评价李斯时在侧的全体侍从统统处死。

“焚书”和杀死随从两起恶性事件发生之后，侯生、卢生害怕了，他们担心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担心自己找不到仙药会受到秦始皇的严厉处罚。于是，他们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和秦始皇，这场议论触及了三个十分敏感的话题：秦始皇的为人，秦始皇的为政，秦始皇的求药。

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一个自以为功高天下的人，一个只信任狱吏的人，一个以刑杀统治天下的人，一个贪恋权力的人，一个为求仙药就随意滥杀的人。

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这些评价涉及秦始皇为人的方方面面，而且，所有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专任刑杀、迷恋权力。

为什么说秦始皇刚愎自用、贪恋权力呢？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以为自古莫及己”。朝中博士七十人，只是个摆设，秦始皇并不信任他们（特备员弗用）；丞相大臣也是摆设，他们只是奉旨办差（丞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事无大小，都必须由皇帝一人拍板定案。秦始皇每天用秤称量公文的重量。当时的公文都是书写在简牍之上，所以，公文有重量。秦始皇给自己定的工作量是每天批阅一百二十斤公文，完不成定额不休息，白天晚上都有规定的指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自以为是、专任刑杀是指什么呢？朝中大臣由于害怕丢官被杀，没有一个人敢于向秦始皇提出不同意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所以，“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在上位者听不到不同意见而更加自以为是，处下位者靠欺瞒哄骗以博取信任。

侯生、卢生这一番议论后，两个人觉得再待在秦始皇身边就会有生命之忧，议论完之后就不见人影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他们背后议论秦始皇的话很快被秦始皇知道了，这已非同小可，更有甚者，侯生、卢生怕自己的骗局很快被揭穿，已畏罪逃亡。这引发了秦始皇的震怒。

秦始皇这一怒非比寻常。一是此事发生在焚书事件后的第二年；二是秦始皇斥巨资求仙最终却一无所得，深感上当受骗；三是方士们的诽谤让秦始皇难以承受。

秦始皇历数方士之罪：韩终这帮家伙不辞而别；徐福花费巨万，最终没有一点音信；卢生接受巨额资助，现在还诽谤朝政。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秦始皇下令逮捕在京城咸阳的诸生，并派人私下访查。秦始皇并为此事定了一个基调：“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这句话分量极重！这意味着侯生、卢生的议政与逃亡已经被秦始皇定性为一场针对大秦帝国的妖言惑众罪。

接下来是大逮捕、大审讯，被捕诸生又相互揭发，牵连了四百六十人。

秦始皇将此四百六十人全部活埋，并通告天下，引以为鉴。

皇长子扶苏向始皇进谏：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尚未宾服。诸生都是读书人，皇上用重刑加以惩罚，恐怕会引发天下的不安。

这番话秦始皇当然听不进去，非但如此，扶苏还被秦始皇派往北方到蒙恬长城军团担任监军。这等于是贬出京城。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坑儒”事件。

简牍能焚烧不尽谤声易弭怨难除

秦始皇通过“焚书”和“坑儒”这两件大事，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统一了思想，控制了舆论，造就了包括思想在内的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但是，“焚书坑儒”一直被作为秦始皇残酷暴戾的凿凿证据，被后世天下文人唾骂了两千余年，以至于今天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有人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食肉寝皮。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产生的后果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标准。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评价发生在秦始皇身上的焚书坑儒事件呢？

第一，“焚书”的后果。

一是开了愚民统治先河。

秦始皇“焚书”的恶果不仅仅在于他烧毁了大量先秦典籍，更重要的在于秦始皇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用暴力推行愚民统治和控制舆论。作为秦始皇来说，这是他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的必然，但是，对于整个封建社会而言，秦始皇用暴力对天下百姓进行愚民统治却是一个可怕的开端。

二是焚书令不能解决封建与郡县之争。

焚书令的导火索只是朝堂之上有关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一场争辩。分封诸侯的危害在未来，施行郡县的危机在当前。分封诸侯到了若干代之后才会出现诸侯之间血缘关系疏远相互杀夺的恶果；施行郡县的危机在于，一旦出现暴乱就会造成无人勤王的严重局面。所以，分封与郡县二者各有利弊。秦始皇当年统一天下之始就曾经因立封建还是设郡县发生过争论，但是，因为秦始皇立场鲜明地支持主张郡县制的李斯，所以，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郡县制。可是，封建与郡县之争并没有因为全国已经普遍施行了郡县制而宣告结束，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仍然坚持封建制，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施行封建制才能巩固政权。

淳于越是秦始皇时代坚持政治主张的博士代表。这些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博士没有因为秦始皇主张郡县制而屈服，他们固执己见，坚信封建制是保证大秦帝国长治久安的正确制度。

秦始皇对博士相当重视。秦始皇时期，朝廷设博士官七十人，这在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是博士人数最多的朝代。但是，秦始皇建立“一人”政权，施行皇帝制度，他虽然广蓄博士，却不能听从博士们的意见。因为，秦廷博士大多数赞成封建制。而秦始皇希望博士们支持他的政治制度——郡县制。一旦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发生冲突，秦始皇就不会从谏如流了。

秦始皇不采纳博士们封建制的意见也不是大事。问题出在秦始皇不听从博士们的意见，却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达了焚书令。秦始皇没有处罚淳于越，这是他的明智；但是，秦始皇妄图用焚书的办法杜绝博士们的意见，杜绝天下人对政治的评议，却是最愚蠢的办法。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士人都反对焚书。

我们不妨看看两首古诗，看看古人是怎么看待秦始皇的焚书令的。唐人章碣写有《焚书坑》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此诗首句的“竹帛”代指书，秦代的书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所以“竹帛”就代表了书。“烟销”，指书已被焚。“帝业虚”，指焚书的结果并不像秦始皇所想象的那样能够愚民，反而使大秦王朝的帝业受到极大伤害。

第二句“关河”指江山。“空锁”，指白锁。“祖龙”，指秦始皇。全句说秦始皇千方百计地防范天下的读书人，结果只蒙蔽了他一个人，使他误以为“焚书”可以愚弄天下百姓。其实，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

第三句“坑灰未冷”，指焚书不久。秦始皇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下达焚书令，三年之后秦始皇死去，四年之后秦末大起义开始。“山东乱”，指天下大乱。

第四句“刘项”，指刘邦、项羽。“原来不读书”，讽刺秦始皇的愚民政策失败。

全诗讥讽秦始皇焚书杜绝言论，企图让秦朝基业万世永存。但是，没有想到最终推翻秦朝的刘邦、项羽根本就不读书，焚书对他俩完全不起作用。焚书，搞文化专制，最终秦朝却被不读书的起义者所推翻。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还有一首无名氏写的《焚书坑》诗：

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

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

秦始皇“焚书”本来是要施行愚民政策，结果人未愚而国已灭。因为秦始皇禁锢天下的读书人，却挡不住“一人”不愚，这个人就是刘邦手下最有名的谋士张良。张良从黄石公那里读了兵书，知道如何用兵天下。仅此“一人”足以置大秦帝国于死地。

从后人的两首焚书诗来看，秦始皇的“焚书”丝毫没有阻挡大秦帝国的灭亡，只留下了一个两千多年来为人讥笑的话柄，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教训：愚民不能巩固统治。

第二，“坑儒”之说不准确。

“坑儒”在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被称作“坑术士”（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这里的“术士”是指儒生之中主张阴阳五行的一批人。

东汉王符的《潜伏论·贤难》篇也称：“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王充把“焚书”称为“诛偶语”，把“坑儒”称为“坑术士”。

“术士”是方术之士，“儒生”是儒家士人，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术士”也读儒家经典，但是，“术士”更多是精通方术。卢生、侯生都是为秦始皇寻求仙药的方术之士，并不是纯儒。

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坑儒”的叫法并不准确。

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说：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灭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

班固说的“文学”是指“文章学术”，基本上相当于“儒生”，但是，班固仍未用“焚书坑儒”之说。

《汉书·儒林传》说：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

可见，西汉多数学者没有哪位把秦始皇的坑杀方士称为“坑儒”，而是称为“坑术士”。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到了东汉卫宏作《古文尚书序》，才正式使用了“焚书坑儒”一词：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

南北朝时期刘宋时代范晔的《后汉书·陈蕃传》又一次用了“坑儒”之说：

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

另外，侯生与卢生议论秦始皇时，特意说明当时咸阳“侯星气者至三百人”，可见，京城咸阳的术士之多。

第三，“坑儒”新说不可信。

我们讲的秦始皇坑术士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最原始也是最可靠的依据。但是，东汉卫宏记载的焚书事件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大不相同。据卫宏记载，秦始皇将古文字改为小篆和秦隶，担心天下读书人不从。于是，召集天下的读书人到京城，先封为“郎”（侍从），再秘密派人在骊山有温泉的地方种瓜。由于地下温暖，冬天长出了瓜，秦代没有塑料大棚，这可是一大奇闻。秦始皇于是召天下博士讨论冬天长瓜一事，博士们议论纷纷，争执不下，秦始皇趁机派博士们前往骊山实地考察。当博士们在骊山山谷的一块瓜地实地考察之时，秦始皇暗令从山上往谷中填土，七百多位博士全部活埋于骊山山谷之中（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相论难，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终命也）。

后来，唐人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唐人张守节为《史记》作注（《史记正义》），唐人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唐人李善为《文选》作注，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卫宏的说法。可见，东汉卫宏的“坑儒”新说在唐代极为盛行。

两种“坑儒”说差别很大。《史记》记载的“坑儒”是因方士欺骗秦始皇，引发秦始皇大怒而捕杀术士。卫宏新说则是秦始皇担心统一文字引发读书人的不满，所以，设计将天下读书人骗至京城并杀死。两说的起因不同，施行坑杀的心理状态不同。本为事实的原说在唐代反为卫宏的新说所代替，并且广为流传。这说明唐代之后，秦始皇的“坑术士”遭到了空前的社会批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焚书坑儒”呢？

从正面来看，“焚书坑儒”其实是统一思想领域的一场政治运动。秦始皇灭掉六国之后，在政治上废除了封建制，推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用小篆统一了文字；在经济金融上，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是国家统一的根本要求。但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仍以它的惯性而存在，大秦帝国仍然没有形成思想领域的统一。从长远来看，只有思想统一了，才能保证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更加有效。而当时盛行的儒家和法家两家思想相较而言，儒家是保守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是创新的，是新事物，不符合儒家的理念，因此众人对之议论纷纷。而当时六国贵族，也想借着儒家的思想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因此，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淳于越咸阳殿上的发难、几个术士的欺骗诽谤行为让秦始皇找到推行思想运动的借口与切入点，由此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上演了，手段虽然过于激烈，对待诸生也太残酷，但在短时间内思想上迅速取得了统一。

焚书事件是有目的的文化专制，坑儒事件虽然带有冲动性，但是，以屠杀来控制舆论是更典型的文化专制。淳于越的过错在于他把秦始皇当成了秦王嬴政，以自己的“道”去碰撞秦始皇的“势”。这说明秦朝博士们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秦始皇的文化专制。其实，秦始皇并没有真正打算消灭儒家，所焚的只是民间私藏的反动儒家经书，很多儒家著述被当时的国家图书馆有意识地保存下来。清朝人黄石牧也说过：“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翻阅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所引证的材料，不仅有诸子百家语，而且还有先秦诸侯列国史官的记载。

焚诗书坑术士一事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了。为什么呢？汉代儒生的过秦思潮，经学家对典籍被毁的愤怒，都是原因。

在所有古书中，汉代王充在他的《论衡·语增篇》中最早真实地记录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

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对于秦始皇坑儒的人数多少以及坑儒的方式，历史上曾有过不同记载。其中，有七百多人、四百六十七人、四百六十四人、四百六十人等不同说法。

但是，秦始皇不论以什么为理由杀戮四百六十人，不论人数是否为四百六十，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哭能笑能跑能跳的人。秦始皇为这些人定罪只是胜利者的正义而不是正义的胜利。

“坑儒”的意义不在于诛杀了多少术士，而在于向天下昭示了大秦帝国的文化政策取向，昭示了大秦帝国文化专制的既定国策。大秦帝国虽然仍保留了博士官，但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气象却从此消亡殆尽。

历史往往与统治者的初衷背道而驰。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强制推行文化专制与愚民政策，本来是为了巩固大秦帝国的统治。结果，却让绝大多数读书人站到了大秦帝国的对立面，进一步失去了民心，为大秦帝国的最后灭亡又增加了一颗稻草。所以，陈胜、吴广反秦大起义之时，众多读书人纷纷投身反秦斗争之中，成为推翻大秦帝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时始料未及的。

鬼谷子，名王诩，又名王禅，道号玄微子。战国显赫人物，华夏族，额前四颗肉痣，成鬼宿之象，创建鬼谷门派。

鬼谷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被誉为千古奇人。他通天彻地，智慧卓绝，人不能及。他精通百家学问，因隐居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二千多年来，兵法家尊他为圣人，纵横家尊他为始祖，算命占卜的尊他为祖师爷，谋略家尊他为谋圣，名家尊他为师祖，道教尊其为王禅老祖。

鬼谷先生的智慧教育了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商鞅、吕不韦、白起、李牧、王翦、甘茂、乐毅、毛遂、赵奢等500多位精英！

鬼谷子共有四大弟子，皆为鼎鼎大名的兵家人物：孙膑、庞涓、张仪、苏秦。鬼谷子一次只收两名弟子，分纵横两派，一横一纵相互对抗。

孙膑，出身于阿，鄄之间，是孙武的后代。与庞涓是同窗，因受到庞涓的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逃到齐国，被齐王封为军事，辅助齐国打败庞涓，取得胜利奠定了齐国的霸业。著有《孙膑兵法》一书，也称作《齐孙子》。

据说在庞涓出山后，鬼谷子便把绝学传于孙膑，还预测孙膑日后有一劫，让其改名孙膑，之前是叫孙宾。

2.庞涓

战国初期魏国名将，在鬼谷子门下，后急于出山（孙膑三日后也出山）在王错的举荐下得到魏王的赏识，曾率部横行天下，北拔邯郸，西围定阳。差点将赵国灭国，桂陵之战后收复河西失地。此人智勇双全，爱兵如子，深受魏王的喜爱，不过肚量不行，同窗孙膑曾经遭受到他的迫害，最终孙膑逃到齐国。

而后庞涓败于孙膑之手。他的人生奠定了魏国的盛衰，死于马陵。他的死亡为魏国霸权敲响了丧钟。

3.张仪

张仪，魏国安邑人，魏国贵族后人，战国时期的外交家，谋略家。张仪首创连横的外交策略，游说入秦。秦惠王封之为相，后来张仪出使游说各诸侯，以横坡纵，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张仪因此被封为武信君。

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秦惠王卒，其子秦武王即位，武王素与张仪有隙。武王元年(前310年)，张仪离开秦国，前往魏国，是年五月卒于魏。历史记载是病死的。

4.苏秦

苏秦，字季子，洛阳人。战国时期的外交家，谋略家。苏秦与张仪同为鬼谷子门下，跟随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学成后，外出游历多年，潦倒而归。随后刻苦攻读《阴符》，一年后游说列国，被燕文公赏识，出使赵国，苏秦到了赵国后提出了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并组建合纵联盟，任从约长，身兼六国相印，使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

联盟解散后，齐国攻打燕国，苏秦说齐国归还燕国城池，后自燕至齐，从事反间活动，被齐国任为客卿，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刺杀，苏秦死前献策诛杀了刺客。

如果鬼谷子的四大弟子皆不得善终的死因归结一下的话，似乎就是他们与鬼谷子的联系。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鬼谷子其人，他如此出名，又有这样的弟子，自然属万众瞩目型偶像。可是，人一旦出了名，与外界的关系就变得微妙了，不是被人崇拜，那就势必受人嫉妒。

这样说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想一想，鬼谷子如此厉害，为何各史料都无记载？相反，有关他的一切，似乎都是传说，包括他的后代，他的家世。至于他长什么样子，为何有如此才干，又为何世人只知其名不见其人……这一系列问题其实都说明一件事：鬼谷子虽生于世，但不受世所容。

谷子在各史料里是没有的人物，他始终只能是个神秘的传奇偶像，其他的就靠人口相传。其实就苏秦、张仪一类的人物，是不是师从鬼谷子也无所证据。这就更为一些心存疑问之人留足了话柄：鬼谷子根本就是个传说，而他的弟子就更无从说起了。

而明朝大臣宋濂就说过：“大抵其书皆捭阖、钩钳、揣摩之术……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到。”

看看，这就是宋濂对鬼谷子之术的评价，他认为鬼谷子所教的不过是小夫蛇鼠之术，用的人都会变坏。这是不是一种忌妒？或者是一种诋毁？但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就明白了，作为鬼谷子的弟子，那学了这种小术，自然后果不得善终了。

虽说这种说法有点不靠谱，但可以想象，鬼谷子如此强大，他的弟子焉能不知自己的命运走向？只不过身在江湖，万事不由己罢了。所以，不管是什么命运，他们只有迎难而上的份儿。

在鬼谷子的四个徒弟的较量中，庞涓输给了孙膑，而孙膑输给了苏秦，苏秦最后输给了张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人太过出名了，也就失去某些普通的自由了。鬼谷子最后只有其名不见其人如此，他的弟子们个个死法异于常人也是如此。当然，生于战乱之时代，有时候这种死法也很正常，毕竟出来混江湖的，谁不知道早晚要还这个道理呢？

历史中总有一类人物是稀缺品种，他们出现的概率极低，甚至几百年才能出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神机妙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一不精、五行八座无一不晓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代表性人物有诸葛亮、兴周800年的姜子牙、旺汉400年的张良张子房，再加上后世的像徐懋功、刘伯温等。咱们本节要说的就是刘基刘伯温。

刘伯温，大名叫刘基，字伯温――像他这样的人物我们统称为“神人”。“神人”这俩字很有讲究，他再怎么神，他是人，而不是真正的神。但是虽然是人，却需要在一定时候把他神化。所以，我们在接触这些所谓“神人”事迹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传说。

比方说“诸葛亮借东风”，好像诸葛亮真把东风借来，其实他只不过是知晓天文――所以神人身上，除了神机妙算能预测以外，最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功是懂天文。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国人对土地上的事很熟――农耕文明嘛，但是天上的事是很神秘的，所以这些玄而又玄的事，往往跟神机妙算的人结合到一块儿。

刘伯温也不例外，他的经历没有逃脱我们对这类神人的规律性总结。很多人说刘伯温是温州人，不准确，他是温州青田县南山乡人。当时，刘伯温跟身边几个好朋友结伴做了隐士，他为啥结伴呢？隐士往往很寂寞，这几个人在一块儿，凑四个人能打麻将，缺一个人也能斗地主――当然，这是玩笑话。他就找了几个朋友一起隐居。

这几个朋友有个叫叶琛的，有个叫宋濂的，还有一个叫章溢，加上刘伯温四个人，被称为“浙东四隐士”，也叫“浙东四名士”。后来，宋濂先投靠了朱元璋。到公元1360年，朱元璋手底下的大将胡大海攻城拔寨，打到滁州这个地方，离刘伯温隐居的地方不远了。他听说“浙东四隐士”很出名，而且宋濂那时候已经投靠朱元璋了，那就请请剩下那三人吧。

这一请，叶琛和章溢两个人来了，刘伯温没来，为啥？谱大。胡大海就把这事跟朱元璋说了。朱元璋其实没怎么拿刘伯温当回事儿，但他一听请好几回都不来，觉得有点儿意思！他到底有没有能耐，胡大海是个武将看不出来，我派个文官过去找刘伯温聊聊天吧！不好使！刘伯温接着摆谱不来。

最后朱元璋派手下一个武官叫孙炎的去请他，刘伯温还在那儿摆谱，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好。这时候孙炎把剑拔了出来，把刘伯温吓了一跳。孙炎说：“此剑当献天子，以斩不顺命者。”这个话太厉害了，他说我这把剑随时准备献给天子，专杀不听话的人。刘伯温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去看看吧！就这么着，他乖乖地跟着孙炎，来到了朱元璋的部队。

朱元璋一开始把他当成个算命先生，请他来就好有一比――三十晚上打个兔子，有它也过年，没它也过年――没有太拿他当回事儿。但是在后来的战争当中，他一点点发现刘伯温这人很了不起！当时说他是神机妙算，其实是对战况分析预测得很准确。到了公元1363年，元末整个农民起义的形势就很明显了，天下势力非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莫属。这个时候，朱元璋名义上还归小明王韩林儿的红巾军管理，奉韩林儿为王，其实朱元璋的势力远远要超过韩林儿。

这时，张士诚绕过朱元璋往北打，就打到了现在的安丰。安丰城里头是韩林儿跟刘福通两个人掌管，要攻陷这座城池，韩林儿、刘福通都得完蛋。所以，韩林儿向朱元璋发号施令，命他来救自己。朱元璋就找刘伯温商量，问去还是不去。刘伯温直晃荡脑袋，说别去。

但是朱元璋没信他，到底领兵去了，结果安丰也没保住，被张士诚拿下了。安丰失守了，但他还是把韩林儿给救出来了，怎么安排他呢？名义上他还得是皇帝。到后来，朱元璋势力一天天壮大，这个韩林儿非常符合时机地在水里淹死了，几乎所有人都认定是朱元璋把他害了。结果，朱元璋在这件事上还落了个“弑君”的恶名。假如听刘伯温的，让张士诚直接把韩林儿给灭了，这不干干净净的吗？所以朱元璋挺后悔，想起刘伯温的了不起，心想这个人物我得重用。自那以后，凡有军国大事，他必然跟刘伯温商量。

朱元璋曾经评价刘伯温说：

（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御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

可见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倚重。

后来，刘伯温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不光懂军国大事――传说里说刘伯温的预测能力远远超过这个，就是啥他都能预测。刘伯温有个著作叫《烧饼歌》，用韵文写成，大概1912个字，那在里面刘伯温预测了什么事呢？就是朱元璋之后500年的事，像什么土木堡之变，魏忠贤专权，崇祯吊死到煤山，满清入关，康雍乾盛世，***剃发，大兴文字狱，等等。说白了，开句玩笑，什么乾隆皇帝若干年前，在济南大明湖畔碰到夏雨荷，他都能预测出来――《还珠格格》里的事他都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上有记载，说刘伯温进宫，朱元璋召他来见，朱元璋说，听说你神机妙算，都知道后500年的事，你看看我们大明王朝、朱家能得天下多少年？刘伯温说，皇帝您是万子万孙，何必问我呢？当然，这话听着是奉承朱元璋，意思是传万代，一辈、两辈、三辈到一万多辈！后来人们给附会成什么呢？说这是刘伯温预测，到崇祯皇帝你朱家的天下就完蛋了！

“万子万孙”是什么意思呢？崇祯皇帝他爷爷是明神宗万历皇帝，也就是说崇祯皇帝是万历皇帝的孙子，意思是说你这个位子传到万历皇帝他孙子那儿就到头儿了。我一说，大家都觉得挺牵强――这个传说无非说刘伯温预测很神。所以，这些事大家大可不必当真事听。

但是，刘伯温当时遇到个大麻烦。咱们都知道，朱元璋好杀功臣。这个天下已定了，刘伯温也知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再跟着朱元璋这样一个多疑、好猜忌的主儿，准没好下场。所以，刘伯温请求告老还乡，回青田养老。

朱元璋不同意，因为当时当朝的文官们正在党争。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都有党争的传统，你看《康熙王朝》里，明珠、索额图两党之争多激烈。当时，文官出任丞相的是李善长。李善长老家在淮西，所以跟他的这一派被称为“淮西派”，满朝的文官里头，这伙儿势力最胜。如果刘伯温回去，就没有人能制约李善长。所以，朱元璋希望刘伯温留下来制约李善长。刘伯温无可奈何，就留下了――他是真不想留下，因为他知道早晚没好果子吃。

据说，有一天朱元璋召刘伯温进来，说李善长虽然是资深老臣，功勋卓著，但是他作为中书省的右丞相，有些懦弱、昏昧，自己现在正在琢磨着改组中书省。刘伯温当时听了，吓了一身冷汗，皇上说看不上李善长要换他，刘伯温怎么答都不对。刘伯温很机灵，马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这种天下大事，我等岂敢妄言？还是皇上圣裁吧。算把这事儿应付过去了。结果皇上又说了几个人选，让他看看谁合适当丞相。这第一位就是杨宪，第二位是吏部尚书汪广洋，第三位是中书省的参知胡惟庸。

其实，你别小瞧朱元璋这几句话――这是领导考察你呢，看你对局势的把握。当时，刘伯温回答，这三位大臣都不堪相国大任，杨宪虽有相才，却没有宰相的气量；汪广洋褊狭浅薄，还不如杨宪；至于胡惟庸，他的才华气量都够，但心性暴躁、行事刚烈、恩怨必报――他做个辅政大臣蛮好，要是把他放在相国大位上，恐怕是用生猛的野牛驾辕，难以控制，早晚都会翻车。

朱元璋一听，觉得他回答得挺得体。紧接着又问了一句：我准备把李善长拿下，让你当丞相如何？当时刘伯温又傻了，说自己一来体弱多病，对繁杂政务不能胜任；二来自己生性爽直，口出无忌，要是让他做丞相，那脾气迟早会冒犯皇上，到时候皇上非杀了我不可――即使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也万万不敢僭居丞相一职。

朱元璋一看，坏了，你要用这刘伯温，他就得惹事――他有能耐，是不肯平庸待着的。这个时候天下已定，朱元璋不想再用能人了――他自己就是最大的能人――你只要平庸一点儿，把我交代你的事办了，当个狗腿子就得了。所以，这一试探，朱元璋寻思着，我不能用刘伯温，但要把他放走了，万一谁要造反，找他来对付我怎么办？这时，朱元璋已露杀机了。后来，朱元璋让胡惟庸去看刘伯温。当时，刘伯温称病在家，胡惟庸带着太医去的――而且，朱元璋还赐给他药吃。没想到，刘伯温吃完这药，不仅没好，病情日渐加重，时间不长就一命呜呼了。

这段历史很多人都知道。胡惟庸不敢把刘伯温怎么样，他之所以敢带太医过去，在药上做手脚，那是朱元璋允许的。所以，刘伯温千算万算，没有跑出朱元璋的手心――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必然。蔡元培曾评价刘伯温说：

时势造英雄，帷幄奇谋，功冠有明一代。

这可以说是后人对刘伯温的高度评价。

历朝历代的封建皇帝，只要上来就杀功臣，为什么呢？他原来重用这些有能耐的人，是因为他有强大的敌人要对付。现在天下已经定了，强敌没了，最大的敌人就成身边的功臣了――因为他们最有能耐！那这里边的忠臣呢？没办法，鉴定这个人是忠臣还是奸臣的成本太高，需要时间考验，最省事的是甭管忠臣奸臣我都杀了，以绝后患，这是使天下永固的一个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办法。所以，刘伯温再神奇，再神机妙算，也逃不脱历史兴替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