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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盛产军阀，产量高，分布广，类型多，其派系之复杂，争斗之激烈，全国绝无仅有，再加上各种土匪、袍哥，鱼龙混杂，打来打去，好不热闹。

四川军阀中，最有权势的当属刘湘，人称“四川王”！这刘湘位高权重，手握川渝生杀大权，但却是一个非常迷信风水术数的人。

当年他请人给自己的父母看墓地，结果埋下去之后，刘湘接连死了三个儿子。但随后他遇到了一个“高人”，经过“高人”指点之后，刘湘开始走大运，不止在川内军阀混战中屡战屡胜，最终还统一了整个四川！

这个“高人”就是刘从云，有“民国第一妖道”的称号。

刘从云，1883年出生于四川威远县。中国有句俗话说“风从虎，云从龙”，刘从云的名字就是“云从龙”倒过来念的意思。

父母给他取这么个有深意的名字，可见期待是极高的，可惜刘从云从小就不安分于读书做人。

刘从云热衷于寻找江湖术士，学习卜卦相面之术，后拜大术士刘永宽为师，学习各种看相、占卜等。他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很快就学得精通了。

1911年，刘从云自号“白鹤”，出师江湖，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

出道后，刘从云凭借自己工于心计、能言善道的本事，很快就混出了名堂，阴阳八卦、测字算命、圆梦释签、堪舆风水等无一不会，无一不精，被当地人尊为“刘神仙”。

刘从云还将儒、释、道三教混合，独创出了所谓的“一贯先天大道”，大肆宣杨“浩劫临头，沧海变桑田，信道可免”，一时之间声名大噪。

据传，刘从云最神乎其神的是“点道作功”。刘从云的门徒被告知，人在两肾之间直到天门穴，有一根红线，练久了就会显现；再练，就会浮现出一个红珠，红珠上下浮动，会幻化无穷，直至成仙。

巅峰时期，四川实力最强的五个军阀都成了刘从云的徒弟，甚至给他们各起了一个道号，以玉字作辈。

其中，“四川王”刘湘甚至划拨了一个月的军费，为刘从云在重庆置办了“神仙府”。

“四川王”如此，川军上下更是亦步亦趋，九成以上的营级军官，都拜在“刘神仙”门下成了弟子，见了“神仙”全都要磕头请安。刘从云在军方的影响力自此达到顶峰，军队大小事宜都要请他出面算上一卦，被尊为“军师”。

很快，“刘神仙”不再安于神仙府里的研究“预测学”，要直接插手军政事务了。

1934年夏，四川各路军阀汇集在一起，准备“六路会剿”进入四川的长征红军。刘从云因“百般灵验”被任命为“四川剿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统领各路军阀。

刘从云仙身穿道袍，手执拂尘，和往常一样装神弄鬼，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行军路线都要按照他指定的“行军大吉”的方向。

刘从云毫无军事才能，每次在进攻打仗前都要先摆开阵仗做一场法事，这样的仗怎么打得下去？

毫无意外，川军在刘从云的率领下，被根本不信邪的我英勇红军团灭8万人。正是此次败仗，让“刘神仙”原形毕露，也让他和刘湘最终决裂，四川军阀各部更是对他一片喊杀。

刘从云知道再留在川内会有丧命的危险，于是他不得不逃往上海。

上世纪四十年代，“刘神仙”到了上海，靠着大忽悠的本事依旧活得风生水起，深受上海滩黑白两道的尊崇。

巧合的是，“四川王”刘湘在“刘神仙”离开四川后病死，年仅48岁。

刘从云的弟子乘机说，正是因为刘湘得罪了“刘神仙”，才会有如此“暴毙”下场——这一下，“刘神仙”的名气反而更大了。

甚至因此而获得青帮大佬杜月笙的青睐，亲自出面给刘从云找了个公馆。自此，刘从云便在十里洋场重新开张，声称“相天下士”，一时间轰动上海滩，哄得一众政客要人、富翁商贾、袍哥大佬争相拜入他的门下。

刘从云来者不拒，“每相一命，黄金一两”。穿着打扮也入乡随俗，不再穿道袍，而是自穿狐裘，外罩貂衬，口衔雪茄，气势非凡。相命之时，刘从云端坐厅中，身后站着弟子四人，都是西装革覆，负责端茶送水。

如此一介术士，不仅能把一个省的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还能驰骋上海十里洋场，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全国解放之后，刘从云竟然潜回四川老家，还想继续自己曾经的“传道授业”营生，但不信鬼神的解放军可不吃他这一套。刘从云只好改名刘钟伯，企图隐姓埋名躲藏起来。

1953年，刘从云作为危害一方，妖言惑众的反革命代表人物被逮捕。1955年1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刘从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装神弄鬼大半辈子，祸害了无数人的神棍刘从云，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对于这样的命运，或许是刘从云自己没有算到的，或许也是他自己永远无法想到的。

俗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什么占卜凶吉、面相骨相，说到底也只是猜测，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而这个“刘神仙”呢，也就是一个江湖骗子罢了。

最后，在当今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里，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足够优秀，很多时候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所谓的算命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你这样认为吗？

主要参考：

《乱世枭雄——民国那些军阀》欧阳悟道编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郑光路著，四川出版集团

占卜算命之术在我国的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从皇帝到平民都会算命非常热衷，古代的星象师或命理师更是地位极高，被尊称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高人。

他们不仅可以预测一人之命，指导其破解改命，拥有好前程，甚至还可以预知一国命运，传说中的“武昭仪会当皇帝”就是命理大师算出来的。

即使到现在，公园街道上依然有算命大师，而且他们的客户还络绎不绝，网络上的星座大师，卡罗牌大师也是火爆至极。

但是常说医者不自医，算命的也不会给自己算命，可是民国著名算命大师林庚白却是一个奇怪的人，他竟然给自己算命。

可是算了很多次都是自己将会有一个凶兆，那就是活不过45岁。

尽管林庚白采取了很多破解之法，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命运的安排，45岁被日军枪击身亡，应验了自己的推算。

1897年，林庚白出生于福建，他自幼聪慧好学，被称为“神童”。

7岁时在私塾读书，便可出口成诗，8岁时便前往北京求学，13岁便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京师大学堂。

但是林庚白热心政治，一心为国，1911年，年仅14岁的林庚白便与汪精卫、孙炳文等有识之士创立了京津同盟会，投身于革命事业当中。

林庚白也成为了民国年龄最小的革命者，宣统三年，林庚白跟随孙中山先生参与辛亥革命，后任职众议院议员和非常国会秘书，成为了政坛新秀。

为了救国于危难，林庚白秘密组织了“铁血铲除团”（即“黄花碧血社”），专门暗杀北洋官僚和变节的军阀党人。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林庚白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参与护法运动，但是无奈革命形式混乱不堪，革命队伍也不全是纯粹的有识之士。

面对无法挽回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先生愤而辞去了大元帅之职，看着政坛的混乱腐败，勾心斗角，林庚白心灰意冷，失望至极，转而也隐退了。

1933年，内心愤懑无法纾解的林庚白投身到了诗歌创作当中，他创办了《长风》诗刊，通过写诗抒发自己的情感，嬉笑怒骂时世，针砭时弊。

林庚白曾说自己的诗排第一，杜甫排第二，尽管狂妄至极，但是也确实有真才实学。

从此林庚白开始放浪不羁，是一个情场浪子，曾经追求过民国著名作家、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林徽因，最终以失败告终。

40岁时，林庚白遇到了20岁的林北丽，并对她一见倾心，林北丽是林徽因的堂妹，长相甜美，多才多艺，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由于从小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林北丽精通琴棋书画，特别擅长旧体诗，其实力与林庚白对上诗句不在话下。

遇到如此充满才情的女子，林庚白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最终抱得美人归。爱情激发了林庚白的创作欲，在诗歌的创作上，林庚白更加怪诞，被称为“中国一代诗人。”

弃政从文之后的林庚白开始韬光养晦，研究起了命理学，经过多年的研究，聪慧的林庚白便研究出了周易的奥秘，出版了著名书籍《人鉴·命理存验》。

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顺复辟称帝，悲愤不已的林庚白通过命理学的推算预测了袁世凯即将暴毙。

林庚白的本意是借此诅咒表达反袁情绪，激发民众的革命气势，但是没想到最后的结果竟和林庚白预测的一样，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突然就病亡了。

这件事情让林庚白的名声大噪，上流社会很多的达官贵族富家太太们纷纷来请林庚白算命。

林庚白通过徐志摩的生辰八字，推算预测徐志摩会死于非命，果然徐志摩坠机身亡。

后来林庚白预测的章士钊入阁、孙传芳入浙、廖仲恺死于非命、汪精卫难逃六十岁的大劫等都一一得到了应验。

就这样，林庚白成为了民国著名算命大师，他的命理学风靡全国，对于来算命的每一个人，林庚白都会收取500个大洋，但是依然挡不住络绎不绝的人群。

常说算命之人不能给自己算命，但是沉迷于命理之学的林庚白竟然给自己算了一卦。

无奈这是一个凶卦，卦象显示林庚白四十五岁时会有一个大劫，会死于非命，给自己算完命之后，林庚白整日忧心忡忡，过得提心吊胆的日子，非常害怕自己短命。

1937年，南京陷落，为了躲避战乱，林庚白与妻子林北丽来到了重庆，在重庆，每次日军轰炸后，林庚白都要将自己的八字重新推算一遍，希望能找到破解之法。

直到有一天，林庚白遇到了看相名家陶半梅，林庚白迫切地请陶半梅为自己看相。

陶半梅看过林庚白的面相之后，同样得出了林庚白会死于非命，难逃50岁大劫的预测。

内心大惊的林庚白连忙问有没有破解的方法，陶半梅建议林庚白到没有战乱的乡下去躲一躲。

随后，林庚白结合陶半梅的面相之法，自己又推演了一遍自己的八字，林庚白得出了自己只要到没有战争的南方，就可能会逃过一劫的结论。

看着这个生机，多方思考之下，林庚白决定带妻子移居香港，于是，保命心切的林庚白立刻行动，1941年12月1日，林庚白便于妻子从重庆乘飞机飞往了香港。

无奈世事难料，林庚白刚刚达到香港一周，也就是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日军很快便占领了香港。

12月9日，林庚白出门采购生活物品，被巡逻的日军发现后射杀，当场身亡，一代才子就此陨落，年仅45岁，与他推算的时间完全一致。

虽然现在有学者考证，林庚白的死亡是因为日军为了震慑在香港的爱国人士而故意杀害造成的，但是与他自己的推算确实又惊奇的一致。

所以这其中奇妙又有谁可以说得清楚呢？

我这里有一些，不知是否用得上。

天津卫有句俗话：“过了腊八就是年。”人们一过腊八就不再忙别的事，以极大的热情把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忙年的活动中。各家各户务求把吃的、穿的、用的一并准备齐全。

其实，天津卫老少爷们过年的时候，不但能够饱了口福，还可以借这个年劲，大饱眼福，各式的庙会、花会、法鼓、大戏，各样的游戏、杂耍把春节的这几天排得满满的———“娱乐”就是天津人春节的主题。

天后宫庙会敲响新春第一锣

从前，天津民间信奉多神，如财神、灶王、菩萨、玉皇等，但由于天津地处海边，民众一面强调航海技术一面祈求神灵保佑，所以在民间威望最高、崇拜最甚的要属“天后娘娘”———在南方称“妈祖”。同时天津又是航运枢纽，外来商人诸多，航运活动频繁，所以“天后宫”的香火也非常旺盛，并多有祭祀的花会活动。到了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巡视天津，视察了天后宫，并非常欣赏花会的表演，皇帝钦赐会旗，从此天后宫的民间花会成为了“皇会”。法鼓、狮子、中幡和花鼓等各种表演走街串巷，锣鼓声不绝，喝彩声不断。据《天津皇会考记》记载，“通宵如是，直至夜阑不散。烛灭香消，未觉东方之既已白。”后来，除了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大庆之外，农历腊月十五至正月初一还要举办盛大的庙会，慢慢地，天后宫庙会变成了春节最为重要的一个喜庆节目。

天津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尚洁说：“为什么在腊月这冰天雪地的寒冷季节举办规模宏大的娘娘庙会呢？说起来它与天津人传统的年节习俗有着很大的关系，天津人十分重视过年过节，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大城市中极负盛名，这与天津的历史地理环境、五方杂处的人群结构、多数人长期从事漂泊无定的海运和漕运职业有关。每到年节，人们企盼着能够与家人平安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共祝来年好运。这种买价与心理的浓烈程度是其他城市的百姓无法相比的。天后宫腊月庙会就是在这样一个热闹的气氛中应运而生的。从腊月十五开始，各种年货商贩聚集到天后宫内，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年货交易市场。宫南宫北一带年节需要的杂货和庙内前院的儿童玩具，吸引了大量的游人，而这种形势至今未改。”

她还告诉记者，早年间，天后宫内就有许多由配殿改成的商业店铺，卖剪纸窗花、吊钱儿、金货以及花鸟鱼虫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在大家去选购年货的时候，看着那琳琅满目的年货，“逛逛也是享受啊！”

大鼓伴杂耍老少爷们乐一把

旧时的天津，人称唱大鼓的生意人为“吃江湖饭的”。据传，大鼓这种演唱形式的起源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尧舜时代朝堂里就设置谏鼓，虽是以下谏上，也有一种教化的意义。古代，周庄王为了“正风化俗”，曾“击鼓化民”，所以后世唱大鼓的就尊周庄王为祖师了。过年的时候，唱大鼓的不会在年货市场附近支棚设帐，三面摆上长板凳，一面平地设桌支鼓，当做演员演唱的舞台，谓之“拉场儿”。所谓的鼓曲都是成本大套的书，什么《呼延庆打擂》、《前后七国》、《杨家将》、《跨海征东》、《薛刚反唐》等等。

这一个年，几家大鼓棚子唱不同的曲目，老百姓在一饱耳福的同时，还能一饱眼福。因为过年的时候只要一有唱鼓曲，就必然会有“杂耍”，这种形式与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以吸引不同爱好的观众，将相声、双簧、戏法(魔术)、杂技(如抖空竹、耍坛子、踢毡子等)一起演出，称为“十样杂耍”，意为将吹、打、拉、弹、说、学、逗、唱、变、练十门技艺集于一堂，让大家在年里好好乐一把。

空竹嗡嗡响花样抖出大年味

提起抖空竹，每个孩子、甚至大人都会兴致勃勃的，因为空竹随着棉线及两根细棍子发出“嗡嗡”的声音，伴随着左右挥甩、上下起伏，由简单的拉响，到繁复优美的花招，抖空竹的技巧是相当多的。由于它两头大，中间细，天津人叫它“风葫芦”。

在老天津过年的庙会上，都会有人表演。表演者用两根短竹竿系上白线绳，在空竹中间的圆轴上绕一圈，两手持竹竿抖动时，使轴头上的圆盘旋转起来，圆盘上有竹片隔开的小孔，旋转时有风进入孔中，因而发出“嗡嗡”的响声。抖得快，圆盘转得也就快，发出的声音也就越洪亮。抖空竹时，常常是几个人聚在一起抖，比赛谁的空竹抖得响亮，谁抖得花样多，最简单的花样是“扬高”，就是把空竹抖响亮，抛向空中，带着“嗡嗡”响声，再用竹竿接住，继续抖。抖空竹的花样还有“猴子爬杆”，即让空竹顺着手中的竹竿往上旋转。复杂的花样还有“攀十字”、“张飞骗马”等。春节的庙会、年货市场几乎都可以听到“嗡嗡”的声音，现在的孩子大概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简单的玩具，在两根小棒拴着的一根小绳上，一只竹子做的小玩意儿随着绳子的抖动上下翻飞，发出“嗡嗡”的声响。如今，年过六旬的老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几只嗡嗡作响的空竹，“嗖嗖”地从人群中飞向天空，随后，急速落下，然后各自被稳稳地用绳子接住，又重新抖了起来。小小的空竹就像流星一样不断从人们的眼前划过，令人眼花缭乱。一会儿从背后飞上来，一会儿又从腿下钻过去，一会儿又在他们的手指间来回跳跃，他们舞出的“流星赶月”、“猴子爬杆”、“蚂蚁上树”等花式令人叫绝。

男女老少齐上阵秧歌扭起来

还有一种与高跷并列为节日不可缺少的娱乐活动节日民间社火活动中的一种歌舞艺术，天津方言称为“地秧歌”。67岁的孙凤英老人说：“我是铁杆秧歌迷，一听见唢呐和鼓点声，手脚就痒痒。当你随着鼓点扭动的时候，连脚趾头都吃着劲。今年春节，我参加了宁河的秧歌队，好好地扭了一回新春大秧歌。扭秧歌的门道其实多着呢，一招一式，一行一动，都有许多讲究，把喜气洋洋的感觉带给看秧歌的每一个人，把新春的气氛带给每一个人。”“旧时秧歌都是男的闹，那时候的大年里，男人们装扮上身，吆喝着，欢笑着，在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隔着门缝往外看，一起跟着欢笑。女子跳秧歌是现在才有的。”

孙凤英还告诉记者，在京津一带，地秧歌有两种区别：一是踩跷与否，踩跷者腿子也只1尺余；二是大扭大唱与只扭不唱之分。以上4种形式中，只有不踩跷、只扭不唱，也不扮演故事角色的人，仅配以服装彩绸，随锣鼓伴奏碎步舞扭。至于“跑旱船”、“跑驴”等艺术形式，在天津往往是和秧歌会附在一起，也有的是附在高跷会后，作为大剧目间的一种缓冲表演项目或短节目后的补充项目。热烈火爆之后，诙谐曼舞，使观众情绪为之一舒。

唢呐伴奏铛子响跨鼓敲起来

据尚洁介绍，相传天津最早的一个法鼓团体是“大觉庵金音法鼓会”。法鼓会乐器以鼓为主，放在中央,钹、铙、铬子、铛子都在鼓后。法鼓曲牌约十几套，常用的有《老西河》、《摇通鼓》等。著名的法鼓会还有龙亭的井音法鼓、芥园的花音法鼓、侯家的永音法鼓等。而中幡会是跨鼓和中幡两种艺术形式结合表演的会，由厨行同业所办，会名“乡祠前远音跨鼓中幡会”，跨鼓队是大鼓八面，用黄绳系于颈间，鼓手人穿黄马褂；铛子八面，击者每人穿黄坎肩；另有双髻文童12人，各着鲜衣，手托花篮；武童亦12人，手持对钹。演奏时，跨鼓声轻重缓急不同，铛子打点。文童轻歌，唢呐伴奏。武童则击耍对钹和人体摆字，常摆的吉祥词为“江山太平”、“天下太平”等，变换极迅速。中幡队最初是中幡三架，各由三丈长竹竿挂长幡，幡宽五尺，青缎面初是中幡三架，各由三丈长竹竿挂长幡，幡宽五尺，青缎面，红布里。幡顶斜插旗子两面、灯笼两个、伞盖三把，并系缀铜铃若干，每架各有长幌绳两条(较北京中幡少一至二条)。每架总重超过百斤，行会中或托手中，臂上或杠肩头。表演时则顶上额或伸臂托塔，表演者做各种惊险动作，但幡竿不能离身，不能倒地。逛庙会的人们会大声地给表演者叫好，表演者得到认可后，会更加卖力地表演。

跳高劈叉翻筋斗高跷踩起来

每当过年，还有一种娱乐活动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踩高跷”。高跷的表演者双足缚于1～3尺高木棍制成的“跷腿”上，边行走边表演。清代中叶高跷盛行时，高跷腿子曾有高5尺者。高跷有文、武之分：文跷以走唱为主，简单的舞扭动作；武跷则表演诸如倒立、翻筋斗、叠罗汉、跳高桌劈叉等惊险动作。

天津高跷多属武跷，其舞扭动作，如倒立翻滚、前奔下倾等均有固定模式，造型美观，气氛红火。清代以来，天津城郊高跷会最为普遍，多以戏曲名目相标榜。表演时按戏目分项进行，演员在锣、鼓、铙、钹击打伴奏中舞蹈翻跌。在高跷铿锵有力的锣鼓点中，年味越来越浓，喜气洋洋的春节也越过越有意思！

“妈妈例儿”，也写做“妈妈论儿”，是京津地区一种民俗事象。《北京方言辞典》释义为：“日常生活中的迷信禁忌和迷信言论。”《北京话词语》里说它跟“老妈妈例儿”一个意思。

例儿，当然是当惯例、体例、规则讲，是应该仿效或依据的。妈妈，指长者，从前大都是家庭妇女。换句不大好听的话说，妈妈例儿就是家里老娘儿们的讲究。加上老字，则是突出“例儿”的老生长谈性质。

它是否都是“迷信禁忌和迷信言论”？我看不一定。由于妈妈例儿来自底层人民，是传承民俗，情况就复杂了，至少有三种情况：一、以迷信的形态出现，包含迷信的内容；二、以迷信的形态包含合理的内容；三、以合理的形态包含合理的内容。后二者在民俗学上叫“俗信”

这说需要用辩证方法，去看妈妈例儿。

一、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

这是带判断性的妈妈例儿。有这一回事儿吗？没有。有人把它与清兵入关联系起来，只是小说家言。如果确是“真理判断”，即没有舅舅的人，在正月剃了头(理发)怎么办？有舅舅的死舅舅，没舅舅的管不了，那还是真理性判断吗？但是，它是用迷信的形式，引导合理行为。正月，人人过春节，它督促人们在春节前做好个人卫生；不搞这种个人卫生，就危及亲属，多厉害！再说，旧社会剃头匠(理发师傅)大都是宝坻县人，旧年年底夜以继日地干活，等除夕加班到正月初一天亮，立刻回家乡过年，你想剃头(理发)，哪儿找师傅去！

二、窗户门对窗户门，不打官司就死人

建筑新房，或在院子里翻盖新房，最忌讳门或窗对着邻居的门或窗户，所以有了“门对门，净死人”一类妈妈例儿。

这种话，看起来是一种民俗禁忌，而且是荒谬的迷信禁忌，但是，却不能这么简单地做出结论。因为这是以迷信形态表明一种建筑规程。

门窗对门窗不便于居住生活。谁家都有隐私，至少都有不愿意别人看见的起居生活，都有不愿公开的行为。夏日炎炎，在个人居室内难免袒露上体，或者洗浴，能时时刻刻紧闭门窗吗？显然不能。还有例如某地有两家门对门的住户。甲走出自己的屋门时，总是无所谓地前行右拐。但对门的乙住户换房搬走了，住进新住的丙。没有几天，丙住户的男人站在门前骂街，“狗眼冲人家屋里看什么”，“不是东西”等等。甲住户发现丙住户“骂海街”也不依不饶，说：“也不尿一泡尿照照，你那模样的女人躺在地下也没人要。”“海街”骂了几次，甲与丙接上了火，大打出手，归了派出所。如果当初盖房的时候，遵守了妈妈例儿这种多年经验总结，把门与窗相互错开，就不会发生这种纠纷。可见这条看来十分迷信的妈妈例儿，道出了某些生活的真理。

旧时元宵节天津例儿多

为外甥祈福———舅舅送灯

正月十五，当舅舅的人可千万别忘了一件事，一定要给外甥送灯。旧时天津民间有舅舅给外甥送灯的习俗。

“讲究送‘鸭子’形的灯，取其谐音‘押子’之意，为外甥祈福。也有预祝外甥长命百岁之意。”至今此俗不衰，而且灯的种类日趋繁多，金鱼灯、蒺藜灯等取富裕有余和吉利的寓意。

结伴赏灯散逛———走百病

正月十六，天津还有一个习俗，这一天是走百病的日子，劳累一年从未离开婆家的妇女们，纷纷走出家门，或回娘家与父母团聚，或到庙里进香，或到繁华闹市逛一遭，消闲一番。但是，必须当日返回，不许隔夜。

妇女不仅要回娘家，而且多结伴出游，一边赏灯散逛，一边以行“走”除百病，民间认为在“走百病”时，必须越过3条河流，跨过3座桥，而且还要“摸钉”，方能求吉除疾。“摸钉”就是用手触摸桥梁上的铁钉或是庙门上的门钉。因“钉”与“丁”谐音，而“丁”又象征男子，所以妇女特别是未有身孕的妇女则必须诚心“摸钉”，以求子嗣，使家业兴旺，有传宗接代之人。好在天津河流多，桥梁多，庙宇多，不然走一天下来，女子们的小脚哪里受得了。

金银财宝驮回家———蒸老鼠

居民人家一般在正月十四就忙活起来，和面蒸制“刺猬、老鼠”。刺猬的周身剪出细三角尖儿，以高粱米做眼。老鼠则剪出四足和长尾,用黑豆做眼。刺猬、老鼠的脊背上和木铣头上堆着面做的元宝，两种为一对，分别摆放窗台角、门墩、厨房的灶台角处，头朝外。转天下午，把各处摆放的刺猬、老鼠头由向外转向屋内，以示把财宝驮回家中。至于神像前、祖先牌位前和灶王神像前所供的刺猬、老鼠则不转动。

十五晚间天黑后，撤下供品及各种摆放的刺猬、老鼠,由家中男性家长主持上香，供煮熟的元宵，全家男女老小叩拜尽礼，燃烛焚香焚黄钱、放鞭炮。香尽撤下元宵回锅煮热由全家分吃，谓“吃供尖”。吃供尖后正式吃晚饭，平时分家单过或者外出工作的，都要凑齐集中在家长的住处吃。因为正月十五是第一个月圆的日子，月圆家圆，象征着家庭和睦、美满幸福。

圆圆满满吃元宵

过元宵佳节，自然不能不提吃元宵。有糯米(津地叫“江米”)面和高粱面(津地叫“黍米面”)两种。糕点店出售的是糯米面的。元宵馅品种多样，故称“什锦汤圆”，制作时用畚箕摇制，煮熟后松软可口。一般家庭自制都是高粱面的，是包糖馅后用手制成，煮熟后略显硬实。

我国民间有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民间相传，元宵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昭王。某个正月十五，楚昭王经过长江，见江面有漂浮物，为一种外白内红的甜美食物。楚昭王请教孔子，孔子说“此浮萍果也，得之主复兴之兆”。元宵和春节的年糕、端午节的粽子一样，都是节日食品。吃元宵象征家庭像月圆一样团圆，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元宵在南方称“汤圆”、“圆子”、“浮圆子”、“水圆”，由糯米制成，或实心，或带馅。馅有豆沙、白糖、山楂等等，煮、煎、蒸、炸皆可。再看元宵的品种和吃法。北宋以前的元宵是实心的，无馅，下在烧开的水中，配以白糖、蜜枣、桂花、桂圆等物。南宋时开始有了中间包糖的“乳糖圆子”，大概是较早的有馅元宵。其后，元宵馅又有甜、咸之分。甜馅一般用白糖、红糖、桂花、果仁、芝麻等制作；咸馅多为荤馅，单包肉或肉、蔬合包。元宵大多以水煮食，但也有油炸食用的。

今天，元宵的吃法就更加丰富了，人们把中西结合在元宵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连巧克力和冰淇淋都能当元宵馅了，还有什么不能煮来吃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