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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盘兔，必定富”，这是在山西、陕西以及甘肃某些地区广泛流传的一个谚语，旧时论婚讲究十二生肖相生相克之说。根据古代算命术中的说法，大相蛇兔是相合的，可谓婚配难得蛇盘兔，家中必定年年富。也表达对男女婚嫁的祝福。

但仅从属相考虑难免落于牵强附会，因为缺乏科学依据。换句话说：“毕竟在我们的身边既有属蛇和属兔过得非常好的人，也有属蛇和属兔不和的例子。”总体而言还是要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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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人们为了纪念忠诚孝义的介子推，就用面粉捏成“蛇”和“兔子”的形状，“蛇”代表介子推的母亲，“兔子”代表介子推自己，“蛇”和“兔”缠绕在一起，用来表达孝道之心。

而且，在介休当地方言中“蛇盘兔”与“必定富”谐音，寄托着人人们追求富裕、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是现在流传下来人们一直念叨的老话“蛇盘兔，一定富”。

也有的地方说“蛇缠兔辈辈富”，蛇盘兔越过越富。八字不合、属相不合的，有说法：女鸡男猴不到头，男鸡女猴黄道游…金鸡不与犬相见，白虎见蛇如刀切。兔子见龙不长久，羊鼠相逢一但休。猪和猴子泪交流，不叫白马见青牛。

中秋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节期为农历八月十五，是日恰逢三秋之半，故名“中秋节”，也叫“仲秋节”；又因这个节日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节”、“八月节”“八月会”；又有祈求团圆的信仰和相关节俗活动，故亦称“团圆节”、“女儿节”。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在唐朝，中秋节还被称为“端正月”。关于中秋节的起源，大致有三种：起源于古代对月的崇拜、月下歌舞觅偶的习俗、是古代秋报拜土地神的遗俗。

八月十五日是秋天的正中，所以被称为中秋或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还要圆，要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八月节”。中秋前夕，人们都尽可能和家人团聚，取人月双圆的意义，八月十五又叫“团圆节”。

中秋节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间传统节日。早在三代时期我国就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南宋，民间以月饼相赠，取团圆之义。晚上，有赏月、游湖等活动。明清以来，中秋节的风俗更加盛行；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娟”。

以前，江苏地区的中秋夜，妇女们多外出在月下游玩，或互相拜访，或结伴去佛寺尼庵，或举行盛大的文艺活动。甚至玩到四更鸡鸣。这一风俗当地叫做“走月亮”。上海的习俗与江苏差不多。只是中秋夜，妇女外出游玩必须要走过至少三座桥，因而叫做“走三桥”。

古时还有祭月和拜月活动。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如果家里有孕妇，就要多切一份。

拜月不是指祭月时的拜月。这种风俗源于北宋京师。当夜，满城人家，不论穷富老小，都要穿上成人的衣服，焚香拜月说出心愿，祈求月亮神的保佑。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被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秋拜月由此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许多地方还形成了很多特殊的中秋习俗。如香港的舞火龙、安徽的堆宝塔、广州的树中秋、晋江的烧塔仔、苏州石湖看串月、傣族的拜月、苗族的跳月、侗族的偷月亮菜、高山族的托球舞等。。

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秋节从2008年起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秋由来

“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根据我国古代历法，农历八月十五日，在一年秋季的八月中旬，故称“中秋”。一年有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部分，三秋中第二月叫仲秋，故中秋也称为“仲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古人赋予月亮许多传说，从月中蟾蜍到玉兔捣药，从吴刚伐桂到嫦娥奔月，丰富的想象力为月宫世界描绘了一幅幅斑驳陆离的胜景。自汉至唐，墨客骚人纷纷吟咏月亮及月中之事，八月十五月圆时成为抒发感情的极佳时刻。至北宋太宗年间，官家正式定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取意于三秋之正中，届时万民同庆。中秋之夜，明月当空，清辉洒满大地，人们把月圆当作团圆的象征，把八月十五作为亲人团聚的日子，因此，中秋节又被称为“团圆节”。

中秋节成为一年之中的重大节日，又与科举考试有着极其微妙的关系，在我国封建社会，开科取士，一直是统治者十分重视的一件大事。而三年一次的秋闱大比，恰好安排在八月里举行。胜景与激情结合在一起，人们便将应试高中者，誉为月中折桂之人。每到中秋，必须进行隆重庆贺，成为全社会人民的重要风俗，经朝历代，盛行不衰，中秋节逐渐成为我国汉族三大节日（春节、端午、中秋）之一。

中秋习俗

中秋祭月，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皇帝祭月的地方。《礼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这里的夕月之夕，指的正是夜晚祭祀月亮。这种风俗不仅为宫廷及上层贵族所奉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影响到民间。

文人赏月

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魏晋时期，但未成习。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待到宋时，形成了以赏月活动为中心的中秋民俗节日，正式定为中秋节。与唐人不同，宋人赏月更多的是感物伤怀，常以阴晴圆缺，喻人情事态，即使中秋之夜，明月的清光也掩饰不住宋人的伤感。但对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外一种形态，即中秋是世俗欢愉的节日：“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东京梦华录》）。宋代的中秋夜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月游人，达旦不绝。

民间拜月

明清之后，因时代的关系，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功利因素突出，岁时节日中世俗的情趣俞益浓厚，以“赏月”为中心的抒情性与神话性的文人传统减弱，功利性的祭拜、祈求与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俗的主要形态。因此，“民间拜月”成为人们渴望团聚、康乐和幸福；以月寄情。

月光马儿

明清时期月神形象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早期纯道教色彩的以嫦娥为主的月宫图景演变为佛道交融的月光菩萨与捣药玉兔并在的世俗形象。这个时期，人们供奉绘有月光菩萨的月光纸，也叫“月光马儿”。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一九○六年）。记载：“月光马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兔。人立而执杵，藻彩精致，金碧辉煌，市肆间多卖之者。长者七、八尺，短者二、三尺，顶有二旗，作红绿，笆或黄色，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礼，祭毕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

兔爷儿

兔儿爷的起源约在明末。明人纪坤（约一六三六年前后在世）的《花王阁剩稿》：“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到了清代，兔儿爷的功能已由祭月转变为儿童的中秋节玩具。制作也日趋精致，有扮成武将头戴盔甲、身披戢袍的、也有背插纸旗或纸伞、或坐或立的。坐则有麒麟虎豹等等。也有扮成兔首人身之商贩、或是剃头师父、或是缝鞋、卖馄饨、茶汤的，不一而足。

“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谓之兔儿爷。”旧时北京东四牌楼一带，常有兔儿爷摊子，专售中秋祭月用的兔儿爷。此外，南纸店，香烛也有出售的。这兔儿爷，经过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已经人格化了。它是兔首人身，手持玉杵。后来有人仿照戏曲人物，把兔儿爷雕造成金盔金甲的武士，有的骑着狮、象等猛兽，有的骑着孔雀，仙鹤等飞禽。特别是兔儿爷骑虎，虽属怪事，但却是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还有一种肘关节和下颔能活动的兔儿爷，俗称“叭哒嘴”，更讨人喜欢。它虽为拜月的供品，但实在是孩子们的绝妙玩具。

在几十年前的北京街头，大约六十多岁以上老北京都还能记得。一过七月十五，兔儿爷摊子就摆出来了。前门五牌楼、后门鼓楼前、西单、东四等处，到处都是兔儿爷摊子，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摆的极为热闹。

玩花灯

中秋节，有许多的游戏活动，首先是玩花灯。中秋是我国三大灯节之一，过节要玩灯。当然，中秋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的。

早在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中秋夜节俗，就有‘将“一点红”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中秋玩花灯，多集中在南方。如前述的佛山秋色会上，就有各种各式的彩灯：芝麻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鱼鳞灯、谷壳灯、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令人赞叹。

在广州、香港等地，中秋夜要进行树中秋活动，树亦作竖，即将灯彩高竖起来之意。小孩子们在家长协助下用竹纸扎成兔仔灯、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横挂在短竿中，再竖起于高杆上，高技起来，彩光闪耀，为中秋再添一景。孩子们多互相比赛，看谁竖得高，竖得多，灯彩最精巧。另外还有放天灯的，即孔明灯，用纸扎成大形的灯，灯下燃烛，热气上腾，使灯飞扬在空中，引人次笑追逐。另外还有儿童手提的各式花灯在月下游嬉玩赏。

在广西南宁一带，除了以纸竹扎各式花灯让儿童玩耍外，还有很朴素的袖子灯、南瓜灯、桔子灯。所谓柚子灯，是将柚子掏空，到出简单图案，穿上绳子，内点蜡烛即成，光芒淡雅。南瓜灯、桔子灯也是将瓤掏去而成。虽然朴素，但制作简易，很受欢迎，有些孩子还把油子灯漂入池河水中作游戏。

广西有简单的户秋灯，是以六个竹篾圆圈扎成灯，外糊白纱纸，内插蜡烛即成。挂于祭月桌旁祭月用，也可给孩子们玩。

如今广西广东的不少地区，在中秋夜布置灯会，扎制用电灯照亮的大型现代灯彩，还有用塑料制成的各式新型花灯供儿童玩，但却少了一份旧时灯彩的纯朴之美。

另外南方还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或称烧花塔、烧瓦塔、烧番塔)的游戏，在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都有流传。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五记：江西“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广东潮州的烧瓦塔，也是以砖瓦砌成空心塔，填入树枝烧起火来。同时还燃烟堆，就是将草柴堆成堆，在拜月结束后烧燃。而在广西边疆一带的烧番塔，亦类似这种活动，但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将逃入塔中的番鬼(法国侵略者)烧死的英勇战斗，颇有爱国的思想。福建晋江亦有“烧塔仔”的活动。

传说这种习俗与反抗元兵的义举有关。元朝确立后，对汉人进行了血腥的统治，于是汉人便进行不屈的反抗，各地相约中秋节起事，在宝塔的顶层点火为号。类似于峰火台点火起事,这种反抗虽被镇压下去，却遗存了烧宝塔这一习俗。这个传说与中秋吃月饼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舞火龙

舞火龙，是香港中秋节最富传统特色的习俗。从每年农历八月十四晚起，铜锣湾大坑地区就一连三晚举行盛大的舞火龙活动。这火龙长达70多米，用珍珠草扎成32节的龙身，插满了长寿香。盛会之夜，这个区的大街小巷，一条条蜿蜒起伏的火龙在灯光与龙鼓音乐下欢腾起舞，热闹非凡。

香港中秋舞火龙的起源还有过一段传说：很早以前，大坑区在一次风灾袭击后，出现了一条蟒蛇，四处作恶，村民们四出搜捕，终于把它击毙。不料次日蟒蛇不翼而飞。数天后，大坑便发生瘟疫。这时，村中父老忽获菩萨托梦，说是只要在中秋佳节舞动火龙，便可将瘟疫驱除。事有巧合，此举竟然奏效。从此，舞火龙就流传至今。

不管这传说有多少迷信成份，但中国是龙的故土，在香港大坑中秋节舞火龙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值得珍视的。如今大坑区的舞火龙活动规模颇大，除总教练、教练、总指挥及指挥外，安全组等等。轮番舞龙者达三万多人。

少数民族的祭月拜月习俗

在少数民族中同样盛行这祭月、拜月的风习。云南傣族在中秋之夜，盛行“拜月”风俗。傣族传说，月亮是天皇第三个儿子岩尖变的。岩尖是个英勇刚强的青年，他曾率领傣族人民打败过敌人，赢得了傣族乡亲的爱戴。后来，他不幸死后，变成了月亮，升向天空，继续发出柔和的月光，在黑暗中给傣族人民带来光明。每逢中秋节这天，小伙子一清早就带上火药枪上山打火雀、野鸡，猎取节日野味。姑娘、媳妇们忙着到湖边、池塘里抓鱼。他们都忙着准备节日的晚餐。老阿妈则忙着舂糯米，做大小不同的食物，四只桌角上各放一个糯米圆饼，每个饼上插一炷冷香。待到月亮从山林上空一升起来，就点燃冷香，全家大小开始“拜月”。然后，对空鸣放火药枪，以示对英雄岩尖的敬意。最后，全家老小欢乐地围坐在小方桌旁，品尝食物，谈笑赏月，尽兴方散。

鄂伦春人祭月时在露天空地放上一盆清水，摆上祭品，然后跪在盆前，向月扣拜；土族人用盆盛清水，将月亮的倒影受到清水盆中，然后，人们不停地用小石子打盆中的月亮，俗称“打月亮”；广西西部壮族的“祭月请神”活动更典型，每年夏历八月中旬，有的就在中秋夜，人们在村头村尾露天处，设一供桌，供放祭品和香炉，桌子右边树一高约一尺的树枝或竹枝，象征社树，亦作月神下凡与上天的梯子，这里保存了古老的月亮神话因素。整个活动分为：请月神下凡，由一名或两名妇女作为月神的代言人；神人对歌；月神卜卦算命；歌手唱送神咒歌，送月神回天四个阶段。

http://baike.baidu/view/2568.htm

据《祁县志》康熙四年版载：“置里镇置市集奠民居而通民财也。”“县市奇曰各街轮开自辰至午。十五日为上元节祭天地，设鳖山，悬花灯，放烟火，聚欢弦歌，有太平景象。”可见，当时太谷县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民间文艺也比较活跃，走村串乡的艺人来往不断。据清代《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五刑杂犯》法令：“民间如女中有一等秧歌脚惰民婆，及土妓流唱、女戏游唱之人，无论在京在外，该地方官务尽驱回籍……”康熙十年，禁唱秧歌妞女条：“凡唱秧歌妇女及惰民婆，令五城司坊等官，尽行驱逐回籍，毋令潜住京城……”当时太谷县一带经济优裕，交通畅达，卖艺求生的“凤阳花鼓”艺人，来到这里学唱流行的秧歌，以演唱为生计。这说明秧歌较早就见于文字记载了。

清康熙四十七年，孔尚任《平阳竹枝词》第一首“踏歌词”有：“凤阳少女踏春阳，踏到平阳胜故乡。舞袖弓腰都未忘，街西勾断路人肠”。从词中可以看出凤阳少女在平阳（今临汾）表演凤阳花鼓踏歌的情景。太谷秧歌歌舞节目《打花鼓》中亦有：“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洪武，十年倒有九年荒。（锣鼓介：呛得隆咚呛）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花鼓夫妻没得卖，身背花鼓走四方（锣鼓介：呛得隆咚呛），南京收了走南京，北京收了到北京，南北二京全不收，黄河两岸度春秋。（锣鼓介：呛得隆咚呛呛！呛得隆咚呛！呛得隆咚呛呛呛！呛得隆咚呛！）又《缀白裘》中多处谈到凤阳花鼓，如：《闹灯》中有：“凤阳女，花鼓敲，打锣的男人跟着跑”之句。可见凤阳花鼓于清初就流行到了山西南部、中部一带。

《平阳竹技词》第二首中的。“踏歌词”“蹴鞠场中不用球，轻轻对踢眼斜瞅，分明学得秦楼舞，五彩裙边露凤头。”描绘了两个秀丽女子表演踢球游戏的情景。太谷秧歌中的《踢僦球》，又名《踢绣球》，也是姐妹二人表演踢球。唱词是：“二月里来龙抬头，姐妹三人踢蹴球，大姐姐踢了个龙摆尾，二小妹妹来接球。走三走，扭一扭，踢了个狮子滚绣球，哎咳哎咳，踢得咱家姐妹二人，两鬃间儿、水汗珠儿，滴淋淋淋往下流，吼吼吼!”两者对照，充分说明《踢蹬球》确是凤阳花鼓艺人所传播：又如《采花》、《采莲》、《珍珠倒卷帘》、《十二月对花》、《荣莉花》、《小放牛》等一批节目，也是当时流传到晋中一带的歌舞节目。

凤阳花鼓艺人的活动形式是：每到一地，由二人打鼓敲锣、引来了观众，先唱“凤阳歌”、“广东调”、“满江红”等小曲。接着表演歌舞节目“踏歌”等，有时也唱几段北方流行的秧歌曲调，以迎合当地观众的喜好。这种活动形式，被晋中民间艺人吸收、溶化，逐渐发展成了踩街秧歌队。

踩街秧歌队的表演形式，是由俊扮和丑扮两个公子相配，手持折扇领头，带领身背花鼓的女角色和拍小钗、敲小锣的男角色共二三十人，分两行沿街行进表演，炮声响处，走至迎接的户主门口，由领队公子咏颂，如：“男人种地女织布，和和气气闹家务，指望今年收成好，儿孙满堂全家福。”之类的即兴顺口溜，朗诵完毕，两三个演员进入场地中央，边舞边唱小曲，表演歌舞小戏。之后继续前进，直至踩遍各街为止。所表演的节目，如：《写十字》、《十把扇》、《游社社》、《看画儿》、《四保儿上工》等。其中，有第一人称的歌舞小戏，也有第三人称横排式的歌舞节目，他们唱见闻、数典故、叙景致、表古人，故事情节均较简单。歌舞时没有弦乐伴奏，只是轻敲鼓边轻击锣钗，掌握节奏。舞蹈动作也较简单，但却是歌中带舞，歌舞结合，这是太谷秧歌发展历程中的重大突破。踩街秧歌活动的时间较长，一直延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消失。清乾隆六十年刊印的《霓裳续谱》云：“[秧歌]凤阳鼓、凤阳锣，凤阳姐儿们唱秧歌。”太鼓秧歌《打花鼓》中也有：“夫妻双双出府门，海走天涯唱秧歌。”唱凤阳花鼓艺人到了北方，也随着北方的风俗习惯唱秧歌了。虽然凤阳歌与秧歌的曲调，在调式、调性、音韵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互相吸收、溶化，逐步成了一体，统称秧歌，而风阳歌的名称在北方也逐渐消失了。另外，还吸收了“莲花落”的格调，按《津门杂记》云：“北方之唱‘莲花落’者，谓之‘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戏也。”又云：“后有人改名太平歌词云”。“莲花落”是夹说夹唱的一种说唱艺术，用竹板打节拍，每段常以“莲花落、落莲花”一类的句子做衬腔或尾声。太谷秧歌《烙碗计》剧中，丑角学唱“莲花落”词：“呱哒儿呱，呱哒儿呱，花鼓汉子把话明，再把妻儿叫一声。”这是以“莲花落”形式唱《打花鼓》中的唱句。又如《小放牛》唱词：“打个什么锣？打个太平锣；打个什么鼓？打个凤阳鼓。”念白中有：“口儿里唱的都是莲花落吆降呀咳。”又唱，“一喷一朵莲花，花开一朵美。”又《打花鼓》中唱，“转过这条臭胡同，咱们再唱莲花落。”这说明凤阳花鼓艺人流串到北方后也唱“莲花落”。这都对太谷秧歌的丰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此，太谷秧歌曲调增多了，剧目也丰富了，并且增加了数板与念白和唱完有说，说完再唱的节目。当地艺人也编出不少剧本，如：《割田》、《大挑菜》等，还有另一种形式，丑角上场先说一段与剧情无关的杂说，如：《双唤妹》、《碾糕面》等。这种有歌有舞有说的三结合节目出现后，对太谷秧歌又是一个大的发展，而且孕育了戏曲化的胚胎。

清嘉庆、道光年间，太谷、平遥、祁县等县的商业蓬勃兴起，商人四处经商，外地商人也频繁来这里通商。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交流传播。当时人们对时兴小曲，流行珍戏倍感兴趣。如：《走西口》、《金全卖妻》、《小上坟》（是水秀的故事）、《放风筝》等剧目，都是这一时期由外地传来的。在这些剧目的影响下，启发了民间艺人编唱反映当地农村生活的口头剧目，如《割田》、《回家》、《柚筒记》、《当板箱》等。这说明秧歌戏曲中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道光年间，晋中平原农村，成立了许多“自乐班”组织；据晋剧票社活动家郭少仙（已故）讲，他在太谷韩村时曾看到该村“自乐班”的一只衣箱，上写：“道光十九年立”等字祥。又据老艺人大四儿旦[已故]谈：“自乐班的组织，最迟是在清朝中叶，即太谷商业发达时就有了”、当时农村一般是踩街秧歌活动，后即登上台子演出。台后设一卯桌，上插“同乐班”、“喜乐社”等产类的慢帘。节目有小曲曲、歌舞小戏、杂说、秧歌等。不过秧歌戏是占主导地位的，并有武场配合，如《郭巨埋儿》、《巫神》、《劝女》、《缝袍子》、《王婆骂鸡》、《卖豆腐》等。从此，秧歌戏的胎儿产生了，这也是太谷秧歌的发展，由渐变到突变的重要标志。秧歌艺人登台演出后，起初在本村演出，后出村出县演出。据晋中地方志办刘俊礼同志从清徐县尧城村见到舞台墙壁上记录有光绪二十二年的演出剧目：“五月初七日，太谷德胜社，首日《吃油漠》、《采茶》。午《换碗》、《求妻》、《哭五更》。晚《翠屏山》、《火算命》、《卖豆腐》。”太谷德胜社，据说是由太谷县名艺人“老双龙”、“四杆旗”两师傅组织的半职业性班社。这类班社的出现，说明太谷秧歌的发展又前进了一步。

民国15年前后，太谷秧歌艺人，根据当地真人真事编出了一批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生活的秧歌戏，并创作出一些新曲调，一直流传至今。如：《唤小姨儿》、《做小衫衫》、《十家牌》、《送樱桃》、《跟大嫂顶工》《送情郎》等曲调。但其中的一些剧目，有淫荡低级下流的内容和表演动作。如《钻幌帐》、《脱裤子》等，这是太谷秧歌发展中出现的一股逆流，也败坏了太谷秧歌的声誉。

在这一时期，有些晋剧艺人，曾与秧歌艺人合作，改编和创作过不少优秀秧歌戏。最早创办太谷秧歌剧团的是贾堡人高保昌他对太谷秧歌情有独钟。常常和喜爱太谷秧歌的人们聚会，邀请晋剧名旦“二蛮旦”创办了“武秧歌”采用老西调演出《杀嫂》等剧目在当时很有名。涌现出了一大批秧歌爱好者，在音乐和唱腔方面，也大有改进，戏曲韵味也浓，是太谷秧歌中的优秀节目。现在除《恶家庭》外，其余节目，仍流行演出。晋剧和秧歌，这两种姐妹艺术的艺人，还一起组织“风搅雪”班子，同台演戏，既演晋剧，也演秧歌。

晋剧艺人在表演、化妆、服装等方面，给秧歌以重大影响，对提高秧歌艺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晋剧和秧歌艺人，互相配合，共同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太谷秧歌剧种，很快推广到了晋中10多个县，它在群众中的声誉，也越来越高。在日寇侵华时期，敌占区的太谷秧歌艺人，多遭残害流散[大要命,二要命，三要命]，演出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即使少数艺人有所活动，也无人管理，许多上演节目陈旧，有的不堪入目。然而，在抗日根据地的晋绥边区，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七月剧社”、“大众剧社”、“五五剧社”和“人民剧社”等革命文艺团体，曾以太谷秧歌形式与声腔艺术，演出过《闹对了》、《刘巧儿》、《以毒攻毒》、《两亲家》《兄妹开荒》《妇女自由歌》等剧目。这些剧目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和生产积极性。

晋绥边区当时流传着两种秧歌曲调与剧目，两者风格特点不同，名称混淆。后经晋绥文联召集戏剧工作者磋商，定为二者从地域上区分名称，即“陕北秧歌”、“晋中秧歌”两种，从此晋中秧歌剧名的出现，代替了历史上统称的“秧歌”。新中国成立初期，太谷县共有业余秧歌剧一百多个[几乎是村村有剧团]，艺人12000余人。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秧歌，精华与糟粕并存。在表演上既有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华艺术，也有摄取的生活中丑恶淫秽的渣滓。1951年 5月 9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代的指示》后，各级领导和文化工作者，明确了既要继承遗产，又要改革创新，反对保守思想，反对乱加干涉和如何使秧歌艺力发展前进的方向。于是，便着手开展搜集整理工作，教育团结艺人，提高自身素质，为改革创新创造条件。

同年11月间，榆次专署文教局，组织太谷、文水、交城、祁县4县的名老艺人和文艺工作者，在演出改革方面，做了大量“推陈出新”的工作。从而，剔除了不健康的东西，整理改编了《新打花鼓》、《缉草帽》、《五秃嫂逃婚》、《下山》、《三十劝劝》等一批传统秧歌剧目，移植上演了《挑女婿》、《送嫁妆》等现代戏，并在声腔、音乐方面，加强了节奏性，丰富了锣鼓点。有的剧目，还配以弦乐伴奏。从此，太谷秧歌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太谷秧歌剧种名称的诞生，是继晋中秧歌之后的又一次改革。民国20年前后，太谷县的秧歌艺人，创作演出的剧目与曲调，曾轰动一时，传布甚广。因此，太谷秧歌名称的诞生是符合上述实际情况的。另从地域上看，晋中范围内，除有太谷秧歌外，还有介休的干板秧歌，汾孝地秧歌，晋源秧歌（太原南郊区），祁县温曲武秧歌等。如果将太谷秧歌仍称晋中秧歌，就不切合上述实际情况了。因而，改革为太谷秧歌，是比较恰当的科学的称谓。再次，从沿革上看，太谷秧歌自清康熙十年至抗战时期，由秧歌改称晋中秧歌，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改称太谷秧歌，而流传至今，再别无他名。

1955年，榆次县成立了第一个专业剧团：“榆次县秧歌剧团”。演出了很多移植现代戏。如《朝阳沟》、《李双双》、《李二嫂改嫁》、《三换肩》等。也改编了不少传统戏，如《偷南瓜》、《当板箱》、《卖高底》、《卖豆腐》、《绣花灯》等，均受到观众的赞扬，以邱金兰为代表的第一代优秀女演员，出现在舞台上，这是太谷秧歌的新发展，尤其是出现了男演男、女演女的情况，男演女的历史开始改变。同时，全部剧目增加了弦乐伴奏，丰富和发展了击乐锣鼓点；改一剧一曲为一剧多曲。在表演、导演、舞台美术等方面，也有了很大改进。从此，太谷秧歌走上了一条完善而又不失泥土气息、改革而又不变其特色的新型戏曲化道路，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飞跃。

1964年“四清运动”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文水工作队的某些人，写出《必须使太谷秧歌获得新生》的文章，其基本精神是全盘否定，把秧歌说得一无是处。这对各县秧歌的演出，大受影响。有的只演出移植的现代戏，形成了一条腿走路。

十年动乱中，太谷秧歌横遭祸害，全部被扼杀。榆次县秧歌剧切被解散；农村业余剧切也销声匿迹了。直到1978年，党中央提出了拨乱反正，太谷县成立了“太谷秧歌剧社”。在著名演员王效端（香蛮旦）培训下，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演出节目有：《逼婚记》《西厢记》《王老虎抢亲》等。1982年，晋中地区戏剧汇演时，青年演员刘丁英、籍红玉获优秀演员称号。此后，太谷秧歌开始恢复上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体制改革，农民经济收入逐年增长，生活越来越好。农民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渴求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这就为发展太谷秧歌，提供了有利条件。太谷秧歌艺人，为适应这一大好形势，努力地进行改革前进，如在体制方面，变官办为自愿组合，10余个业余班、社，自负盈亏，进行演出。在训练演员方面，采用自办、自育和师带徒的办法，几年来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秀和拔尖演员，活跃于舞台上。不少班、社，演出效益很好，收入颇丰，观众反映热烈。